但是，除了國外需求出現了短時間的恢復以外，美國的廉價貨幣本身沒有自動地產生有效的國內的需求。考慮到二十年代美國的投資熱的氣勢，那裡的蕭條未必能夠輕易擺脫，這種蕭條主要地反映了對工廠、裝置和住房的要求達到飽和狀態。確實，新政派認為阻礙復甦的是（1）私人投資機會暫時減少，（2）經濟權力極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所集中注意的，不論正確與否，正是在後一方面。
不過，經濟權力的集中起初沒有受到實施當時的反托拉斯法的直接攻擊，而是受到旨在對勞工和農民給予保護和增強實力等項措施的間接攻擊。政府逋過維持提價的方法來幫助農民，政府也支援組織工會，承認勞資談判，改革職業介紹所制度等。大企業對各項革新措施不滿。如果職業介紹所能夠拒不將工人調往正在進行罷工的工廠或是拒不同意僱主僱用非工會會員，或是他們能拒不向申請人按照低於標準的條件提供就業機會，那麼，“工廠紀律”怎麼樣維持？“老闆”作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會被削弱，如果他不能解僱一個討厭的工會會員，或是“捆行李”即失業的威脅不再能用來厲行紀律的話。美國新勞工法的政冶及社會含義，遠不是恢復了僱主們對企業贏利的信心，而毋寧說是動搖了這種信心。
由於國內私人投資總額1925年到1929年平均每年為一百四十億美元，1929年為一百六十億美元，到1932年卻下降為十億美元，所以新政派不願仰仗企業家們的有效需求的恢復來把經濟活動恢復到蕭條以前的水平。因為統一的聯邦、各州和地方的預算從1925年到1929年擁有小額結餘，新政派想要透過擴大在1930年亦已出現的預算赤字的辦法來增加有效總需求。
從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期間，每年平均預算赤字為十七億美元，1936年達到最高數二十九億美元。同一期間，國內私人總投資額平均每年為五十三億美元，1937年達到新的高水平為一百一十四億美元。因此，在此期間，私人投資加上政府赤字僅相當於二十年代後期私人投資額的一半。如果沒有別的解釋，僅此一事就足以說明美國的停滯。但是為什麼私人投資恢復得如此之慢呢？
無疑，突出特點是，由於二十年代的大量投資，三十年代初期需要異乎尋常的刺激來促進私人投資。當時缺乏這種刺激。已經受到勞工法震動的企業家們的信心絕沒有因為官方的赤字支出而加強。由於上述赤字是靠借貸獲得資助的，短期或長期利率都未提高，人們本來預料企業家們會歡迎赤字支出，因為赤字支出幾乎全部是救濟性支出，既不向企業家的地位提出挑戰，也不使政府捲入任何一種“企業”。不過，由於救濟可能動搖工作的意願，也可能侵害僱主向工人開價的力量，它遭到企業家的敵視，其激烈程度不亞於新政的勞工和社會法所引起的後果。
最後，大企業對於政府直按干預就業問題（即透過公共工程的開支來干預）的反對是十分坦率的。因為一旦政府懂得了如何影響就業，企業領導人就擔心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力會受到威脅，擔心擴大公共事業部門就意味著私人企業的結束。事實上，用於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總額（聯邦、州、地方）從1931年到1938年期間每年平均約比1930年少五億美元，所以與救濟支出相比，用於公共工程的支出對恢復所作的淨貢獻等於零。但是，1930年在所有的公共工程建設中，聯邦用於公共工程的支出僅佔百分之十，而1931年到1938年它每年約佔百分之五十八。正是由聯邦專款資助的聯邦支出戲劇性地增加，引起了注意。確實，“某些類似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有關的單項工程，規模如此巨大，種類如此異乎尋常，以至於造成普遍的誇大了的看法：認為正在實施的整個公共工程計劃是野心勃勃的”。聯邦用於公共工程的支出，由於同私人企業競爭以及削弱企業家的信心而受到嚴峻的批評。人們認為，在美國型別的個人主義社會里，只有政府留在幕後，導向積極投資，僱用工人和經濟繁榮的企業家們的信任狀態才能出現。
新政派的種種措施繼續使赤字維持下去。這些措施忽視了下列理論，即依靠私人投資解決就業是“健全財政”和預算平衡的社會職能。然而，根據二十年代支出的慣例來判斷，所需要的預算赤字至少要三倍於當時實際的赤字——在沒有大規模的私人投資的情況下——才能把經濟活動恢復到繁榮的水平。不論美國的粗獷的個人主義在若干年內是否抵制了大量的，儘管是不足的，赤字開支的影響，就象有些評論家所暗示的那樣，顯而易見的是，政府扮演了新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