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了他後來高度成功的領導策略，他認識到聯盟“最高指揮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這兩省很可能在戰事爆發時支援令中央政府——之間的分裂對聯盟的團結和實力是致命傷，並且認識到從策略上考慮，有利的方針是利用國大黨可能犯下的錯誤和可能出現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聯盟對戰爭的正式態度始終是模稜兩可的。這是又一個確實的例子，說明了印度政界對即將面臨的世界大災難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國內問題而反映出來的。
錫蘭在走向自治的時候所面臨的社群問題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運的是，程度要溫和得多。錫蘭人口約七百萬，其中僧伽羅人佔三分之二左右。僧伽羅人大多數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數信仰基督教而且佔有重要地位。泰米爾人（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數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萬，其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後裔，其餘三分之二是新近來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臨時性的。其他比較重要的少數民族有來自馬拉巴爾海岸的馬拉亞蘭人、“摩爾人”（阿拉伯商人的後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荷蘭人的後裔）。
早先憲法中規定的社群選舉根據1931年新憲法已予廢止，代之以地區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選舉權。1931年憲法和通常一樣，也是以提出報告作為制定憲法依據的委員會主席多諾莫爾伯爵的名字命名的。雖然政府是由一個以總督任主席並有七名錫蘭人任部長組成的委員會領導，但行政責任分給若干官員和國務會議的七個“執行委員會”負責。每個委員會自選其主席，當選主席即為各該部部長。
多諾莫爾憲法成了來自兩個主要方面的攻擊目標——來自大體上說是要求完全自治並廢除委員會制的多數派和要求社群代表制的少數派。1938年11月，總督安德魯·考爾德科特爵士應殖民大臣之請就錫蘭的憲法地位問題提出了一份報告。他認為，社群登記和社群選舉區的要求應予抵制，應以內閣制政體代替原設委員會的方案。戰爭爆發時制憲爭議正發展到這一階段。宣傳鼓動是溫和的，除幾個小團體外，都沒有超過在下一階段給予錫蘭以“自治領地位”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帶一些限制條件。
一個特殊困難是由於錫蘭有那麼多的印度種植園工人而產生的。錫蘭當地人希望將他們排除在選舉之外，除非他們永久全家定居錫蘭。而這些在種植園勞動的印度人則在印度政府的支援下強烈要求“在權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權利”。錫蘭政府和印度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摩擦於1939年已經到了嚴重地步。
自從1886年以來，緬甸全境均為英屬印度所統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緬甸與其說是被併入英帝國，毋寧說是被併入印度帝國。在當地任職的英國官員寥寥無幾，他們帶來了印度部隊和印度僚屬，緬甸人經常要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這些印度人，加以國門敞開，後來印度移民大批擁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戰的前幾年，印度人已在緬甸總人口一千七百萬中佔有一百萬。
緬甸的孤立狀態打破以後，經濟上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種植迅速擴大，直到緬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國。擴大種植的資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對日作戰前，緬甸的許多稻田已透過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而轉入印度地主之手。許多印度勞動力也都用於穀物的種植。大米出口貿易幾乎全部掌握在英國人手裡。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礦物資源也得到了開發，但是從事於這些工業的雖然大部分是緬甸人，資本和經營管理卻幾乎全在外國人手裡。
由於廢黜了王室，世襲地方官或部落酋長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緬甸人構成的職業文官所取代，緬甸古老的社會結構被破壞了。於是出現了一種由緬甸政府官員組成的新貴族，他們在英國人辦的中學和大學裡受過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於英國人和英國思想，往往同英國官員還有著私人友誼而牢固地結合在一起。知識階層中那些未能躋身於新貴之列的人多半趨向律師界，並由此進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隨著西方式的民主政體的發展而形成的。此種人往往帶著受壓抑的情緒開始其生涯，接著便發現，發洩牢騷並把一切委過於英國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眾支援的捷徑。
僧侶階層表面上還是變化不大，但僧侶們內心並不滿意，而且紀律鬆弛。這是因為他們的影響縮小了，他們的教育職能移交給職業教師了，英國還放棄（在不干涉宗教事務的幌子下）對紀律的管理，先前這本是緬甸國王的一項特權。這一階層有愈來愈多的人對政治發生興趣，他們通常利用他們的影響來支援心懷不滿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