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還沒有出現在政治上活躍、能夠代表全國同胞說話的印度人。應徵入伍的印度軍隊的社會等級依然一如其傳統。商人是不願意因民族大義而使自己的買賣不去適應新前景的。人民群眾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業，對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辦公廳所進行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
印度各政黨就是在此種背景下決定其對日益迫近的戰爭問題的態度的。國大黨多年來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應該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工具，它把西方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任何衝突都貼上這麼個標籤。1939年3月，國大黨主席與國際事務主要權威潘迪特·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國大黨的年會正成功地推動了一項決議，宣稱“印度的當務之急是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由它自己掌握對外政策，以便同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保持距離”。潘迪特·尼赫魯當時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國家等同起來時是有所躊躇的。但這並未動搖他的結論，一般說來，也並未動搖國大黨的結論，即印度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不應幫助英國。這一結論同印度本土不會淪為戰場的估計是有關係的，其根據是絕對信任英國的海上力量，因為一個世紀來印度就是依靠這支力量的保護而未遭世界戰爭的災禍。潘迪特·尼赫魯於1938年1月寫道：
誰會侵略印度呢？任何歐洲國家是不大可能進行如此魯莽的冒險的，因為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害怕它的歐洲鄰國。蘇維埃俄國肯定不會，它是不會侵略別國的。……而日本，只有當中國被徹底打垮，美國、蘇聯和英國也確實都被制伏，這時才談得上真實地入侵印度。這又談何容易。
在戰爭全面深入，日本業已侵入印度東北部以後，潘迪特·尼赫魯（1944年夏天）追懷往事，寫下了戰前形勢：
世界形勢看來是在走向大規模衝突，歐洲國家集團是以英法為首，蘇聯則聯合了若干東方國家。美國對這兩個集團都保持距離。……印度輿論則不可避免地站在蘇俄和東方國家一邊。這並不意味著印度人已普遍贊同共產主義，儘管社會主義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國革命的勝利受到熱烈的歡呼，被視為這是印度的自由行將實現、歐洲對亞洲的侵略即將消滅的徵兆。我們對荷屬東印度、印度支那、西亞國家和埃及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深感關注。新加坡之變成巨大的海軍基地，錫蘭的亭可馬裡海港之興建，看來都是為即將發生的戰爭進行普遍準備的組成部分，英國將試圖在戰爭中鞏固並加強它的帝國主義地位，粉碎蘇俄和東方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
這雖然是尼赫魯個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國大黨知識界的代表性意見，而國大黨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黨。許多國大黨黨員甚至對即將發生的世界衝突抱著更消極的態度，他們採納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義。甘地這時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後施加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必須記住，絕大多數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貧窮，對這類事情是毫不關心的，除了自身經歷外，對世界大事實在一無所知，甚至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對國際事務也遠不如對印度國內問題那麼重視。
很能說明國大黨態度的特點的是，它強烈反對帝國議會於1939年4月提出的一項修正1935年憲法的法案，因為在緊急情況下中央政府得按該法案將共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置於諸省之上。此項措施被認為對印度在大戰時的防務是必要的（後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卻認為無法容忍，因為這將使“將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隊被派往亞丁、新加坡和埃及，國大黨對此也抗議說這是“違背印度人民公開宣佈的意志”，儘管認真研究過這類事務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務只有在印度洋周圍地區方能支援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這次出兵海外導致全印國大黨委員會號召中央立法議會的國大黨議員拒絕出席下屆全會，並警告各省國大黨政府“不得幫助英國政府的備戰工作”。
穆斯林聯盟的正式態度比較剋制。遲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員會才宣佈，“決定世界大戰爆發時穆斯林的態度尚屬為時過早”。此種審慎態度似是出於幾種動機。由於聯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來源於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國大黨，而不是反帝國主義——儘管在印度當時的政治活動中，原則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調子唱得低於國大黨的——其領導人時刻準備著投入他們等待著的真正戰鬥。幸而聯盟對於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並沒有象國大黨那樣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約束。聯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已預先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