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六，在出口總額中所佔比例則從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點九。
可是，鄉村的穩定，極受珍視的城鄉之間的平衡，卻限制了新的動力的發展。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業都沒有什麼發展。法國本應為它的海外領地的發展感到萬分滿意與自豪，但由於缺乏一個不斷擴充套件的市場，海外領地的發展卻經常引起反對的意見。連法屬西非的香蕉生產也引起擔心，害怕它會影響法國國內水果的銷路。在豐產的年份，對於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酒和穀物的進口要設定障礙，而從理論上說阿爾及利亞應是法國的一部分。殖民地的產品很少有免稅的。甚至印度支那的工業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由於對北非工業的發展設定了實際的障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1940年對是否要把政府和儘可能多的軍隊轉移至北非需要作出決定時，提出的一條重要的爭辯論據是：在馬格里布不僅不可能補充到一槍一彈，甚至連一家能夠生產襯衣，靴鞋和鈕釦的工廠也沒有。
如果當時法國的人口不斷增長，它就不會遇到這樣的一些困堆了。如果它的經濟迅速擴充套件，它就更有理由發展它的海外領地的經濟。其實法國引以自豪的國內人口的平衡不僅阻礙它產生權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權力的慾望。由於法國在1914…1918年幾年裡為共同事業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慘重的損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紀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紀的“安逸生活”有其邏輯的結果，那就是十八世紀的重商主義，這種重商主義使法國殖民者最優秀的才能也無法發揮。重商主義是一種計劃形式，然而在法國卻不為計劃提供必要的情報，因為，在所有的文明國家中，法國的統計資料最不完備，這一事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至關重要的。
法國本身仍然是一個小城鎮佔優勢的國家，小城鎮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權卻沒有減少。小商店和手工業者得到國家的虛偽保護，而過去一直支援地方活力和創業性的地方大銀行，在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銀行併吞掉了，那次危機在1930年就開始被人感到了。馬克·布洛赫在回顧法國1940年夏末失敗的原因時寫道：“我們應該承認，在我們這裡被征服的正是我們如此眷戀的小城鎮，它的浪費時間，它的短視的政冶爭吵，它對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對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
正是這一部分法國人阻止法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它強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國和比利時的榜樣，自動實行貨幣貶值，從而幾乎可以無痛苦地終止危機，並避免發生在1936…1937年的那種尖銳的社會衝突，而那時卻正是需要它積蓄力量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戰爭的時刻。保羅·雷諾把1936年的選舉說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規定為六十五點五毫克的結果，這種說法並不荒唐。皮埃爾…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骯髒的唯物主義”，同時發表的議論又好象他認為法郎的黃金平價和每一個法國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遲至1944年還寫出並在1947年發表下列的論點：
（貨幣貶值）這一味藥對於象英國這樣的國家也許是最好的，英國的繁榮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帶的（金融，保險，航運）的利益為基礎的，對法國這樣的國家卻是毒藥，法國是一個天然的自給自足的國家，只有消費者收入的穩定才能保證生產者的正常報酬。
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上，此種堅持穩定不變的經濟政策，就象一味強調安全而不改弦更張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樣，兩者都是自取失敗的政策。此種經濟政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保守階級的精神士氣方面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國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權力：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4年，以國民聯盟的形式執政；第二次是1926年至1932年，在左翼力量於1925年至1926年的金融危機中分裂後執政；其後，在左翼力量發生同樣的分裂後，又在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38年至1940年執政。英國的鮑德溫時期在英國大部地區尚能維持令人滿足的，至少是差強人意和社會寧靜的繁榮，法國唯一能與鮑德溫時期相比的年代是從1926年至1929年。其後幾個的標誌是，法國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決它的經濟和金融問題的辦法，這樣就必然引起社會的不滿和社會衝突。這種失敗的後果是在人民陣線政府執政時期一再實行沒有成效的貨幣貶值之後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陣線的錯誤卻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它前任政府的錯誤。為了撫慰1929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