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保守派被損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責任都被推到領導社會黨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萊翁·勃魯姆身上，許多法國人對他的痛恨簡直達到了極點。然而，這並不能恢復已失去的自信心，卻大大地加劇了組成一個統一的國民陣線的困難。
經濟和金融是在一位來自法國中產階級的傑出首領保羅·雷諾的領導下得到恢復的，他從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任財政部長，但對業已鑄成的精神禍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羅·雷諾多年來是一位法國政治的預言家，他不斷地指出他的同僚們在財政、經濟、軍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種錯誤。在1936年的選舉中，他幾乎被擊敗，他以強調別人所犯的錯誤洋洋自得，卻並未使他贏得人們的愛戴。作為曠野裡的呼聲，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溫斯頓·丘吉爾相似的，只是他關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沒有象丘吉爾的那種長期擔任部長的資歷，沒有作為一位領袖的相同條件，也沒有相同的實際行動的經驗。凡是被他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他又沒有那份從他們那裡取得諒解的才能。因此，他的勝利絲毫不能恢復他為其利益服務的那些人計程車氣，也不能消除他們的憎恨。在即將到來的戰爭的陰影籠罩下，經濟和金融的恢復也不可能恢復在普恩加賚領導下曾一度恢復的那種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識，一度恢復的這種意識在九年困難期間又消失了，當時也曾嘗試過四、五種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緒在1939年3月也占主導地位。在1924年、1932年和1936年，激進黨和社會黨三次聯合起來在選舉中獲勝，第三次還把共產黨包括在內。可是這一聯合在面臨經濟和財政問題時三次分裂（1926年、1934年和1938年）。歷次聯合都純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標為基礎。因此聯合的一再失敗也就不難預料了。分歧來自兩黨首先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但兩黨對此都無突出表現。頑固的教條主義激情已成為它們的阻力，它們對自己的學說都是忠誠不渝的。1938年的失望更使人難受，因為1936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黃昏，一對青年夫婦騎上雙座腳踏車並在拖斗裡帶著孩子上城外去度假，這已成為一個和平世界和每週工作四十小時的新希望的象徵。這一希望與同時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響亮的口號，其含義是完全不相容的。到1939年3月，長長的週末已經消失，共和的西班牙也不復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間，左翼所實現的希望跟右翼一樣少。
作為法國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敗的結果（它們失敗最慘時正值英國人民生活多年來欣欣向榮之際，只有長期失業的領域除外），雙方的極端派便紛紛活動，不僅在國家體制之外另找希望，並且還效法其他國家的先例而與之相勾結。
在極右方面，法蘭西行動同盟已經從君主專制主義轉入法西斯主義，從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義轉入在外國庇護下的排外主義。由於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傳統，這是一種不可能有重大發展的運動。它的領袖夏爾·莫拉斯致力於惡毒攻擊，甚至不惜煽動兇殺，萊翁·勃魯姆在1935年幾乎因之喪生。
德拉羅克上校的火十字團的追隨者人數要遠遠超過法蘭西行動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為中產階級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個人主義的手段，那種個人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情況下業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透過組織其中有些人至少還做了一些有益的社會工作。如果火十字團能有一批有政治遠見和能力的領袖，它也許會形成對共和國的嚴重威脅，但是，也許是由於它在結構上有缺陷，或是由於組成火十字團的各社會集團對現代問題缺乏瞭解，又或是由於在它的領導人中多少有些顧忌，又沒有勝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團終於對任何人都沒有形成威脅。在1934年2月6日的動亂中，火十字團只是工具而不是領導，這場動亂大概是由法蘭西行動同盟策劃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組織的；杜梅爾格總統則竟成了這場動亂的政治偶象。
儘管這樣，火十字團在法國曆史上還是有重大影響的。雖然德拉羅克上校的法西斯主義並不比老約克公爵的軍事策略更有實效，但是他的組織所起的恐嚇作用，導致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在1924年2月6日動亂後聯合舉行示威遊行，同年8月，兩黨訂立了聯合行動協定；次年，火十字團的行動又促使左翼激進社會黨在由於動亂而下臺的總理達拉第的率領下，全黨加入人民陣線，最後，雖然火十字團的許多成員以後在戰爭中證明他們是勇敢的愛國者，但是追隨這個主要是反議會制（儘管也起緩和作用）的運動的數十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