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課本、信條和口號三位一體的一部教義大全。正由於此書有著難以洗滌的共產主義色彩，中國共產黨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義》不放。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他們便自稱是孫逸仙的這一主要著作的唯一正統的闡揚者和實踐者，並譴責國民黨背離了《三民主義》所確立的原則。
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一位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於1939年10月所闡明的，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三民主義》為當前這一時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綱領，但一待時機成熟，接著實施的便將是最高綱領，以擴大到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並透過階級差別的消滅而徹底解放。中國共產黨人響亮地宣告，他們的思想和最終目的完全是共產主義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儘管中國的革命尚未充分發展，而且他們說到做到，在他們的軍隊裡和他們統治的平民中間有力地宣傳共產主義學說。與此同時，在這個國家裡，其固有文化遺產的影響如此深遠，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瀕於毀滅，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視，因而中國共產黨人不甘心聽任國民黨獨此一家地標榜：它在儲存國粹的最優秀部分，併兼採近代異邦的最新變革。中國共產黨發言人在一篇批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所宣揚的國民黨學說的文章中，認為有必要反擊一種反共論調，即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受了外國學說的蠱惑，他們“瞧不起自己同胞，屈從外國人”。發言人在高舉黨的正統共產主義旗幟之後，描述了這樣一條路線：“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求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按照自己的國情提出政綱，並決定政策，然後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發言人甚至堅稱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固有革命傳統的繼承者，透過孫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國。“反動派要取消進步傳統而儲存其落後部分，我們則恰恰相反。”
我們把注意力從他們的理論轉向實踐，便會看到這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陣營和它們所爭論的各點呈現出另一幅景象。從他們實踐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人具有比他們自稱的更多的中國色彩，而國民黨信仰孔子的跡象卻並不怎樣突出。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方面致全力於兩個當前目標，即對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農民擺脫當地農村債主的束縛。中國共產黨人的這兩種行動看來是真誠的，也是行之有效的。這顯然是他們能在自己建立其統治的鄉村地區獲得當地農民大力支援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國民黨對他們恐懼和懷恨的原因。至於國民黨，自其創立者孫逸仙於1925年逝世後，接著到1928年間在國民黨旗幟下從政治上重新統一了大半個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價則是國民黨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俘虜。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包括：鄉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為數雖不多而已頗有勢力的中國房地產商人、銀行家和工業家——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學會了西方的買賣花招。這些善於算計的在最後時刻改變信仰的人就這樣巧妙地掩蓋了——卻未能一舉撲滅——孫逸仙本人所強烈嚮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孫的理想依然活躍在忠誠的少數派中間，他們從來也沒有停止把他們的抱負作為國民黨的正統思想，那些如今已佔優勢的保守主義分子則認為只要在口頭上玩些花招便能挫敗他們。國民黨自由思想餘燼的堡壘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這時是以宋氏一家為中心，先知本人和繼承其領袖職位的蔣介石都娶了宋家閨秀。孫逸仙的兒子孫科和孫逸仙的遺孀，當時由於對他們的那位英雄的正式繼任人的作為一再感到失望而終於被迫傾向莫斯科，但孫逸仙夫人的妹妹蔣介石夫人，則為了避免同國民黨的主體破裂，便運用她的全部影響促使國民黨儘可能沿著自由主義的航道行駛。然而，宋家的自由主義之不象格萊斯頓的自由主義，正如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之不象列寧和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或許還更為不象。這種變了質的現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規範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傳統的中國儒家的教導。國民黨的遵孔，與其說是遵循，還不如說是破壞——這個愛新奇的羽毛未豐的政黨專喜兄弟鬩牆就說明了這一點，因為這種情況是中國舊政權的規章法制所嚴加防範的。
雖然近在本世紀初舊政權還在活動，但到了1939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羅馬凱撒政權一樣壽終正寢了。在其鼎盛時期，它也很好地適應了一個文明社會的需要，因為那時它尚未同西方接觸，因而還沒有迫使自己經歷工業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職業文官體制，經過竟爭性的考試，從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計程車子中錄取官員。對教育程度的要求雖然很高，但應考人員的範圍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