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能否把自己隊伍中的內奸的叛賣行為約束在一定限度內，使自己依然還可以維護一個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國政府的稱號？
國共統一戰線是在1937年內建立的，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擴大作戰範圍的原因之一，但相反來說，日本在更大範圍內的再度發動侵略，則肯定促成了中國這兩派在彼此之間達成協議。統一戰線是中國的政治家風度的傑出成就。它使1927年以來一直在折磨著中國的內戰暫時停止，它使兩個政權在軍事合作的領域內產生了重要的積極成果，過去這兩個政權既要互相廝打，又要對日本作戰。然而它畢竟主要是在日本軍事壓力下才結合起來的不穩定的聯盟，因為兩黨對統一戰線是一對各懷鬼胎的夥伴，在它們的心底深處，國民黨是否真會放棄無條件地統治全中國的目的，而共產黨人又是否會放棄實質上的保持獨立，不再繼續在他們控制的中國領土以外爭取追隨者以加害於國民黨，這都是令人懷疑的。但在1939年春季，對中國來說，國共聯盟的分裂危險，不如新近成為事實的國民黨知名政客汪精衛叛國投敵一事那麼嚴重，因為他在黨組織和國民政府內擔任過好幾種最高職位。
汪精衛的背叛，部分是由於他同蔣介石主席的個人對抗，部分則由於在主要的政策問題上意見不同，在這方面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黨內這一派的首領。看來，汪對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絕望，他和他的追隨者已認為，立即按日本人的條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場在他們看來結局肯定並無二致的鬥爭拖延下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可以少一些。他們對中日之間的民族衝突並不如對中國共產黨人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衝突那麼重視，那個集團在國民黨創始人孫逸仙逝世以後很快就控制了國民黨；他們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國內外共產主義公認的敵人。汪精衛本人至少有勇氣去幹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佈同中國媾和的條件，汪精衛抓住這個機會，從重慶取道印度支那而到達了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就在那裡同日本當局合作。汪在這一公然叛國行動中並未攜帶他從前的追隨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萬人的號召力。一般說來，他在中國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個相當大的人物，足以充當一名自稱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權的頭子，以對抗在重慶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衛已在同日本人談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兩個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權加以合併，由他擔任主席。
中國人隊伍中的這兩條政治裂痕——一條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另一條在國民黨內部——乃是一種文化危機的徵兆，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鬥甚至是更重要和更關鍵的問題。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衝擊之下，中國固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崩潰了，這便是中國種種苦難的根本原因。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綱領就是要填補因崩潰而產生的真空的兩劑對立的靈丹妙藥。
國民黨在理論上的想法是一種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國人民還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學過生活，同時又要掌握並採納當代西方自然科學，運用於各項經濟活動。這是當年國民黨創始人孫逸仙（1866…1925年）擬定的，後在1943年以蔣介石主席的名義刊行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又一次提出。孫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運動的領袖一樣，已經覺察到，凡是非工業化國家，如果決心要以強行軍步伐迎頭趕上主要工業國，那就必須要求國家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至少在這個階段，發揮較之其他國家所發揮的大得多的積極作用，因為有些國家的工業化是自發成長的，是過去地方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自然發展。孫逸仙因此主張由國家發展和控制關鍵性工業，並由國家監督經濟領域中其他部門的私人企業。孫逸仙並不是受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鼓舞才採取這條路線，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圖克在類似的情況下在土耳其採取的路線如出一轍。
然而，孫逸仙在其最後的生涯中卻確實受到俄國共產黨的影響，他在俄國共產黨使者鮑羅廷的慫恿下，於1924年在廣州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後來出版一本名為《三民主義》（“人民的三原則”）的書。該書的兩個明顯特點之一是有著敵視西方列強的調子，因為那時“不平等條約”仍然束縛著中國，另一特點是想在共產主義和孫逸仙自己的社會改革方案之間謀求一致。《三民主義》雖則是倉卒成書，其缺點表現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後不一致之處，但它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權威著作中所獲得並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羅馬法典》中所獲得的地位一樣。它成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