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所以能被錄取而當官的人才也很可觀。促使這些文官同心協作的是一種團結精神和一種當官的傳統行為準則，以及千百年累積起來的大家都以此為依據的那一套“老經驗”。他們統治的秘方在於避免管得過多。象在羅馬帝國初期略帶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樣，聽任地方政府各自為政，中央政府派駐各省的代表擁有北京授與的廣泛的便宜行事的權力，只要他們繳納應交的賦稅，在應付緊急事務方面不會束手無策。但除經常發生的水災、饑饉和民變這三大災禍外，也很少出現其他方面的事變。
此種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個靜態的社會中是可以處理一些較為簡單的問題的，但在中國忽然進入西方世界的社會機體，因而處於所引起的又新又動盪不定的情況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難以產生往常的結果，於是這種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個其歷史可以追溯到紀元前第二世紀的體制掃除了。結果是，在人心動盪的1939年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權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惡浪搏鬥，連一條支援他們先人浮沉在較平靜的水面上的救生帶也不可得。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