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在此岌岌可危的處境中，還發現自己沒有盟國，因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脅到來時正值它處在兩個世界之間，而它又成為其中最不幸的。
中國在自己的歷史上曾經自成為一個世界，其鄰邦都是順從的納貢國和馴服的夷族，誰也不敢同它爭鋒，但自英國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結束了這一頁歷史以來，迄1939年為止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從1839…1842年中英戰爭以後，中國從長期的政治隔離狀態中被拖了出來，並被迫進入了其觸鬚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會的國際角逐場。中國已不再是運轉自如的宇宙之轂了，它這時發現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國家的落後群中，相互的關係是“以實瑪利”式的，在這種陌生而又亂糟糟的生存競爭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無經驗者通常會遇到的那種痛苦命運了。
在西方歷史的較早篇章中，一個處於象中國那種地位的國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護，避免其沒有國防的危險；這多少是由於在政治和軍事上力量較強的國家自發進行著勢力的平衡。十九世紀中，土耳其帝國就曾靠著更強國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種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憑它自己的行動是怎樣也抵抗不住人家的。當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在國際事務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時看來似乎是要瓜分中國了，而強國的均勢確實又在這次拯救了中國，使它在政治上免於被消滅。俄國、德國和法國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戰的勝利果實，英國在1898年則制止了俄國加害於中國的蠶食，因為俄國要向中國租借一塊在威海衛的海軍基地，該處正面對當時俄國才獲得的旅順港。中國就這樣渡過了一場危機，其代價卻是聽憑當時強國之中的保護者和進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廣大國土上啃去一塊。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由美國斡旋而達成的和平解決協議，除俄國和日本的鐵路沿線地區以外，管理滿洲的權力已歸還給中國。但在1914年開啟的國際史的新篇章中，中國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從勢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種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保護了。
歐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舞臺，美國和歐洲國家都全神貫注於大戰，這就給日本一個加害於中國的新的侵略機會。貝爾福和休斯的靈巧的外交手腕也沒有能在1921…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把日本抓住時機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盡。此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也曾想以國際聯盟的組織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勢力均衡，但當日本於1931年再度進攻中國時，終於證實這一企圖既未能保護中國，也無法為它蒙受的損害提供補償。於是，時至1937年，當時日本的侵略範圍已從滿洲擴大到整個中國，它有著比七年前強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幹一場了。日本人在這一點上之所以自信的一個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擊敗了國聯其他成員因而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第二個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終於在德國上臺了，這就把英國、法國和蘇聯的注意力再從遠東轉向了歐洲。第三個理由是美國的公眾感情對美國的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後悔不已，此種情緒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是相當普遍的。這對日本說來乃是天賜良機，因為只要這種情緒長此存在，就有希望約束強大的美國，使它不採取援華反日的有效行動，而這個強國又正是中國的朋友，而且，這時並沒有因捲入歐洲的任何糾紛而動彈不得。
在此種國際形勢下，就得看中國是否能夠爭取到時間來拯救它自己，看來即便贏得時間，也不能指望它會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讓中國和日本自己在這場衝突中去一決雌雄，那麼兩者之中又是誰能堅持得更久呢？在這個問題上，決定因素或許在於中國保持統一戰線的成敗。中國上一回的屈服於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勝，可能一半是由於中國敵手的威力，一半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紀時，一次漢人反抗明王朝的起義給滿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機，而給滿人提供第二次決定性機會的，則是一位駐守戰略要地的中國將軍不願歸順北京的漢人篡位者而作出了為滿人入關敞開大門的決定。還有，在1917…1918年，正當西方國家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至少有一個地位不穩定而又思想反動的中國軍政派系竟願意出賣中國民族利益以換取日本的財政援助。可怕的外敵當前時的此種不團結，已在1644年證明是對中國的致命打擊，在1918年又證明對中國是不幸的，在1939年將再一次危害中國的前程。在當前的情況下，問題本身將不外乎以兩種疑問方式的出現：國共抗日“統一戰線”不會破裂嗎？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