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支援他們而打到底，然後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協媾和；當時，貝當還表示，英國沒有公平地分擔戰爭的犧牲。這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看法。確實，正如丘吉爾痛心地意識到的那樣，“到目前為止慘遭屠殺的人中有十分之九，受苦受難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法國人。丘吉爾在布里阿爾時，拒絕把留作保衛本土之用的英國空軍的最後二十五個戰鬥機中隊投入法蘭西戰役，這件事更加深了法軍總司令部的怨氣。
在魏剛的頭腦中，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著國內的治安有危險。在貝當受審時，魏剛硬說，他之要求停戰是有嚴格的軍事上的理由為根據的。自然，要求在法國停止戰鬥的軍事理由肯定是難以駁斥的。但是，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當時不斷縈繞在他腦際的，卻是出現無政府狀態的威脅。已被取締的共產黨在當時究竟擁有多少實力難以估計，但是至少在國記憶體在這樣一支潛力難測的第五縱隊，使得許多在作戰的將領不時要回過頭來防備內在的敵人。如果法國在戰敗時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氣沮喪的軍隊，那麼人們不必有多少歷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將會重演。需要保有一支軍隊來維持國內的治安，是魏剛經常提出的論據。他再三催促締結一項停戰協定。博杜安寫道，魏剛早在5月26日就極力主張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羅馬元老院議員接待高盧侵略者坐在貴賓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發革命運動的危險。6月13日，魏剛向內閣報告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訊息，說共產黨的領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產黨於巴黎起事後已在愛麗捨宮就職。芒代爾同巴黎警察局長通了電話，才證明這個報道是不確實的。儘管如此，這位總司令，憑著他在軍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於作出決定並把這些決定清楚地闡述出來的本領，他的專橫武斷的作風，他的辛辣無情，冷嘲熱諷的口才和他蔑視一切政客的態度，仍然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來堅持他的觀點。另外，在停戰的要求背後，還有一個理由也必須提一下，那就是法國軍隊和逃難的平民被挺進的德軍追逐得在法國東奔西竄的悲慘景象。不僅人們的生命，而且法蘭西文明的整個結構，似乎都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博杜安的思想感情，無疑是表達了人們普遍的看法，他寫道，法國不是波蘭：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價值構成了這座巧妙地平衡著的大廈，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將被徹底毀滅。
如果魏剛與貝當能使他們的觀點在內閣中得到足夠的支援，顯然法國將放棄這場鬥爭，而政府也不會撤退到北非去繼續這場戰事。鑑於雷諾代表法國承擔著不單獨媾和的義務，因此內閣於6月12日在康熱商討以後，顯然就產生了立刻與英國舉行會議的必要。6月13日，丘吉爾由其他英國代表陪同，再度來到圖爾與雷諾會談，陪同雷諾的是博杜安。法國總理要求對方承認，法國固然要“保持三個月以前締結的莊嚴協定中所含蓄表示的那種團結”，但也有權單獨媾和，丘吉爾答覆時，表示英國不願同意舉行停戰談判，於是決定，由雷諾再向羅斯福求援。難以認為，這個決定的用意不是企圖爭取時間。英國的大臣們返回倫敦，雷諾則回到設在康熱的內閣，在那裡他發現同僚們因為沒有機會同英國人協商而憤憤不平，並且懷疑他和芒代爾在搞陰謀，撇開他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貝當先前一直讓魏剛去積極行動，這時自己也介入。應當指出，人們曾經指責這兩人串通了搞“陰謀”，其實那是沒有什麼根據的。魏剛擔任過福煦的參謀長，與貝當由於長期的、激烈的角逐而對立；甚至在停戰以後，兩人也沒有真正地精誠合作過。魏剛自己後來宣告過，在整個法蘭西戰役中，除了有雷諾在場時，他從未單獨見過貝當。當然，貝當是難得主動採取行動的。可是也沒有理由認為，這時候他是受了魏剛的唆使。他帶了一份宣告到內閣去宣讀，主張政府必須留在法國以從事重建國家的工作，主張停戰是法國能夠存在下去的必要條件。貝當說，他自己無論如何也不願離開祖國，而是要留下來為國家分擔困難和痛苦。正如魏剛擺脫不了害怕突然出現無政府狀態的念頭一樣，貝當已在考慮的，主要是復興法國的工作。兩個人都沒有想到繼續進行抵抗的可能性。鑑於法國當時的軍事形勢，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顯然他們兩人都沒有根據納粹主義所造成的，甚至也許沒有根據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情況來考慮問題。在十八世紀時，打仗慣常是“國王們的遊戲”，玩的時候所下的賭注是有限的，比賽者都是同一個歐洲王室的成員，因此各人既是為了表示開明的自身利益，又是出於家族之情的天性，在打敗對方後，總是剋制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