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極力主張把這個計劃付諸實行。這位英國首相的腦海中回憶起了託雷斯韋德拉斯的防線——可是這段對歷史往事的幻想對法國人卻未必有吸引力。於是英國在法國西部集結了一支軍隊，其指揮官阿蘭·布魯克爵士將軍（後為阿蘭·布魯克勳爵陸軍元帥）於6月14日在布里阿爾同魏剛和喬治將軍會晤，安排布列塔尼的防務。但不論是英國的將軍們還是法國的將軍們，對執行這個計劃都毫無信心。6月14日很晚的時候，英國政府下令撤退留在法國西部的英國軍隊。於是連建立布列塔尼陣地的念頭也打消了。
德國人在法國大獲全勝，那是無可否認的。這時似乎是一個恰當的時刻，來檢查一下造成法國戰敗的原因。貝當表達出了許多人，尤其是上層社會的觀點，他在5月26日給雷諾的信中，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看法，這後來成為維希政府的正式解釋，即戰敗是民主制政府的軟弱無能，首先是人民陣線的罪惡勾當的後果。他不願讓人們把戰敗的責任加在法國軍隊頭上。可是，不管誰該負責，無疑的是，軍隊被投進了毫無準備的戰鬥，並且不得不承受著在裝備上完全勝過自己的敵方裝甲部隊的沉重壓力。此外，總司令部的官僚作風，又使任何迅速適應新式打法的措施無法執行。甘末林對軍隊的部署和戰役計劃有嚴重的錯誤；一旦德國人突破了防線，其作戰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進攻方法，就削弱了法國軍隊計程車氣。儘管到處都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和出現了許多英勇戰鬥的場面。魏剛在談到他接任指揮的時候，寫道：“在軍隊的上層，普遍的情況是一片混亂，而在下層，1914年曾使他們能夠頂住開頭幾個星期的災難的那股堅韌不拔的氣概，似乎已經蕩然無存。”甘末林在5月18日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軍紀鬆懈、搶劫行為和一擊即潰的風氣。可是，所有這種種不良的表現，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戰敗的原因。而且，正當各支軍隊在無用地拼命抵擋德國裝甲縱隊挺進的時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難民的阻礙，難民中各種年齡、各種階層都有，他們被嚇得失去了理智，驚慌失措，爭先恐後地沿著各條道路向西逃命。法國的輿論也同法國的軍隊一樣，對於這種新式的戰爭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嚴格的檢查制度禁止發表對盟國的軍事優勢和必然勝利抱有懷疑的任何看法。事實上，報紙已經造成了一種以愚昧無知、自鳴得意、盲目樂觀為主的心情。甚至在戰鬥高潮時，報紙上仍然滿篇荒謬的樂觀報道。什麼“敵軍在全線受阻停步不前”、“敵軍損失慘重”，報紙上關於6月8日戰鬥的報道就是這樣寫的，而空軍部則報道：“法國空軍已重創敵軍坦克。”
與此同時，在法國的政治活動中也有著具有重要意義的和平主義和失敗主義的因素，儘管他們還不能暢所欲言地在報上發表觀點。喬治·博內和“慕尼黑派”等著看到他們反對打仗的意見將被證明是正確的。賴伐爾、保羅·富爾和社會黨內一部分和平主義者，以及各種法西斯和親德的團體，紛紛忙於策劃陰謀；而共產黨雖處於半取締狀態，也在要求成立一個謀求和平的政府，並竭力破壞國家的防務。政府所採取的唯一有效的行動是對付共產黨人。在芒代爾當了內政部長後，這種行動加強了。在整個法國逮捕了幾百名共產黨員；其中有四人被指控破壞飛機工廠，而在5月27日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另一方面，在芒代爾的領導下，對右翼反對勢力也第一次採取了行動。6月6日，一些臭名昭著的親德分子如羅貝爾·法布林…呂斯、塞佩勒·德·戈比諾、勒斯卡（親德的《處處有我》的編輯）、阿蘭·朗布羅和蒂埃裡·德·呂德爾都被逮捕了。亨利·德·凱里利於6月7日在《時代報》上斷言，這個“希特勒分子的匪巢”先前之所以能夠免受制裁，正是納粹主義在法國大肆破壞的明證。將近5月底時，芒代爾又把北方一些省失職的省長、警察局長和其他官員撤職，可惜為時已經太晚，使他在內政部的鐵腕作風只收到象徵性的效果。但是，歷史學家決不能誇大法國內部敵人的勢力。法國軍隊並不是被他們打敗的。俗語說，只有在雄壯的猛獸被打死時，陰險的鬣狗才敢出頭露面。
法國內閣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怎樣使在法國的戰鬥結束，和該不該從北非把這一仗打下去。這是雷諾一貫堅持的行動方針。魏剛和貝當的看法則不同。英、法關係的不斷惡化，對他們的態度起了重要的——儘管還不是決定性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魏剛由於認為英國方面缺乏合作，也許甚至言而無信而忿忿不平，同時也提到，兩國的關係由於敦刻爾克撤退而趨於緊張。7月4日，貝當告訴布利特（美國駐法大使），他認為英國人準備坐觀法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