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危機發生前幾年，英法兩國已經開始進行經濟協商，可是在1939年9月之前，兩國幾乎沒有採取過任何具體措施。在軍事方面，雙方已同意，當戰爭一爆發，就重新組成最高作戰會議，但是在經濟合作方面，卻沒有制訂過類似的具體計劃。兩國對進行經濟戰的問題曾作了廣泛的討論，並作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在合用兩國經濟資源的問題，或者在兩國軍備計劃一體化的問題上，卻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事實上，協調盟國之間作戰努力的計劃，一直都只是擬訂一些內容有侷限的協定，而且，除了達成一個防止競相爭購物資的一般性協議外，別無什麼成績可談。對於緊要的財政問題，兩國財政部保持緊密聯絡，但是在戰爭爆發的時候，雙方還沒有制訂出一項聯合政策。在同樣緊要的海運問題上面，法國人不得不勉強承認自己必須依賴英國的船舶，他們確信，英國的船舶噸位將足夠滿足兩國的需要。
不過在法國覆滅前的一段時期，兩國也曾取得某些明確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這應當歸功於法國經濟專家讓·莫內，他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就一直極力主張兩國間要進行更密切的經濟合作。由於他的努力，成立了一個組織，由負責處理各類具體問題的九個執行委員會和一個協調委員會組成，莫內本人擔任協調委員會主席，負責以下工作：協調九個執行委員會的工作；監督盟國駐國外採購代表團的工作；決定誰有權利優先採購的問題。這些委員會雖然在組織上是極好的，但是一無成績。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都未能提供為制訂各項計劃所需要的統計資料。海運問題尤其令人惱火。英國對自己的運輸力量估計過高，而且在那時，兩個國家都沒有制訂過精確的或切合實際的進口計劃。
1940年夏季的災難，使英國完全明白了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毫無疑問，為了國家的生存，它勢必要作出巨大的犧牲，而英國人也準備好作出這樣的犧牲。5月7日和8日英國下議院的辯論，表明了他們的憂慮，也表明了他們要求更有效和更徹底地去處理國家事務。克萊門特·艾德禮的話流露了一種灰心喪氣和坐失良機的情緒，他說：
首相說過，我們必須做某些事情，併為此向我們呼籲過，但是六、七個月過去了，這些應該做的事情仍然未做。由於缺乏一種有效的領導，我們沒有把糧食工作組織好，我們也沒有把人力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正在對國民計程車氣產生影響，我們還是面對這一事實為好。
第二天，勞合·喬治甚至更激動地表達了這種心情，他說：“首相……曾發出過呼籲，要求作出犧牲。只要有人領導，只要政府明確指出奮鬥的目標，只要全國深信，那些正在領導國家的人都在履行其職責，全國是準備作出一切犧牲的。”接著，張伯倫內閣辭職，由溫斯頓·丘吉爾為首組成的各黨聯合政府立刻表明了，它對擔當起領導全國的重任是有所準備的。人們不再相信有輕易取勝的可能，也不再認為時間必定有利於英聯邦。這種生死存亡的鬥爭是緊迫而又激烈的。法國淪陷後的一段混亂時期過去後，英國馬上可以排程的後備力量就捉襟見肘，可是在短時期內，除了制訂出解決當前危機的計劃外，也制訂了增加未來戰鬥力量的計劃。
政府著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指導經濟戰，並且繼續努力去組成更能令人滿意的行政機構。人們普遍感到，財政對戰時政策的影響太大，他們認為，財政部門的管理工作可改由內閣所屬的各個委員會來行使，這些委員會的主席“應被看作是一些不是屬於政府某部而是超越於各部之上的協調大臣”。四個主要委員會，即生產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糧食政策委員會和國內政策委員會的工作，都置於樞密院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樞密院委員會先後由張伯倫和約翰·安德森爵士主持。到1941年底的時候，有關經濟政策的重大決定實際上全是由這個樞密院委員會作出的。丘吉爾於1942年2月在下議院對它的職責作了如下的說明：
樞密院長主持的這個機構，在某些方面，在處理國內事務時，幾乎是與內閣並行的。許多內閣級大臣都是該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同時也根據需要，暫時邀請其他的人參加。有許多公事都在日常開會時解決，只有那些意見嚴重分歧或者極其重要的問題，才由戰時內閣處理。
樞密院委員會的工作由於經濟情報所擴大而給它幫了大忙。經濟情報所後來發展成為中央統計劃和經濟處。這兩個機構後來又經過發展，主要負責為制訂精確計劃提供必需的統計資料。
1940年夏天，英國和它的那些盟國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美國能供應更多的物資，但是它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