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嚇倒，仍然希望再發生戰爭，視為可能謀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種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們當然地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代價是大部分國土（居民大部分是波蘭人）遭受蹂躪，他們沒有因此顯得審慎剋制，沒有象丹麥人那樣，直到此時仍然記取五十多年前一場較小的災難作為教訓而審慎剋制。無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解決爭端時，還是此後在1939年秋天波蘭被第五次瓜分，從而再一次從政治地圖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時候，波蘭人在決定政策時，從未考慮到在當時不採取什麼行動，才能避免最終被捲入另一場戰爭。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內，波蘭人自始至終甘願使國家遭受一場嚴重的災難。趁著一時有利的形勢，堅持要從德國和俄國收回儘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年間，英國勸告他們不聽，在同俄國談判時，他們的領土要求只能限於“寇松線”之內，把波蘭人在居民中佔多數的地區同波蘭人僅僅在那裡散居的地區劃分開來。勸告他們不能與俄國和德國同時結怨成為死敵。對於這樣的論點，波蘭人置若罔聞，絲毫不為所動。他們之所以採取這種鼠目寸光、自取滅亡的政策，是因為他們想象不出有這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長期的戰爭和反覆的災難並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波蘭人想當然地認為，不管他們冒失魯莽也罷，謹慎小心也罷，他們總是會不斷地被捲入戰爭的；而且，如果他們有那樣的遠見，看到有可能發生象過去那樣的戰敗和瓜分，那麼他們也可以回顧往事，充滿信心，認為既然過去能夠在黑暗中重見光明，將來也會如此。
德國人的心理不象波蘭人那樣簡單，因為德國的中產階級將會同西歐和北美的中產階級一樣受到損失。可是，事實將證明，德國人比英國人或法國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給所有的德國人帶來了殘殺、戰敗、失望、幻想的破滅、受恥辱和喪失領土等痛苦的經歷，而且對德國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甚至後來還遭受了更大的苦難——通貨膨脹造成的破產。可是，結果呢，德國人竟然願意讓一個瘋狂的獨裁者去決定他們的命運，這個獨裁者自己確信，德國將在1939年實現征服全世界的目標，在1914年時，德國曾為了想實現這一目標，結果遭到慘敗。在三十年代裡，德國人與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在不願再打仗這一點上，程度是有差別的。這一點對希特勒的打算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準備發動一次勢不可當的閃電戰的時候，希特勒意識到德國人在作戰能力方面勝過西方的鄰國，因此確信自己一定能夠完成他的前輩在1914年到1918年間未獲成功的事業。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德國人和英國人的心理從表面上看確實是很不相同的；因為從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國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種“正常狀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英國人認為，這種“正常狀態”的標準，就是聯合王國的中產階級在1815年到1914年這一百年問曾經過慣了的那種比較幸福的生活狀況。如果說，英國中產階級在這一百年間的生活狀況已經使上帝滿意地稱他們為“文明人”的話，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定被看作是一場可怕的災難，猶如1902年佩萊火山爆發使馬提尼克島上的聖皮埃爾城遭到毀滅，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號輪船觸冰山而沉沒那樣。在為將來制訂計劃時，不必預期，因此也不必考慮到這種慘劇會重演。只要任何這樣的計劃是可以實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國就應該打算恢復和保持不受歐洲大陸的混亂所幹擾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隨後又在1864年到1871年間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種生活。這就意味著，英國要恢復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對歐洲大陸任何一個國家既不承擔義務，也不進行反對。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決爭端時，英國成為國際聯盟盟約的締約國，確實承擔了一種新型的義務，其範圍不僅涉及歐洲，而且還涉及全世界。固然，當美國不願接受這個盟約，從而使該盟約失去效用時，英國也沒有宣佈在盟約上的簽字作廢。可是，這並不能說明英國意志堅決和勇敢大膽，而是可以說明，英國沒有對它所承擔的盟約義務記在心上。或許，那些還想到有過這麼一個盟約的英國人中，大多數都把它看作是一種學究氣的習作，旨在取悅少數脫離實際的空想家。而這些空想家本人，則似乎多數都把該盟約當作是一種恩賜給他們的魔法，使他們可以憑空不勞而獲，就象一個貪得無厭的銀行家，沒有黃金作擔保就發行紙幣，同時卻巴望持票人決不會向他兌換黃金。他們當然不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