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參加任何新的國際組織的問題。因此，採取一個適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託於一個更有效的國際聯盟式的組織，並與主要盟國繼續保持合作，這似乎是比較明智的辦法，更有利於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更不易引起公眾的反感。波蘭和巴爾幹那樣的地區距離美國畢竟似乎還是很遠的。
最後一點，在戰爭年代裡，美國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國務院來抓。羅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樣的心腹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協助下，同美國的盟國進行主要談判。德黑蘭會議以後，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復健康以後，大致有一年的時間，他失去了總統的信任。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戰略上，原則上避開戰後的政治問題。國務卿赫爾也在生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醫院裡。他的下屬不能日常同總統接觸，因而根本無法使他聽取他們的意見。由於沒有來自政府最高領導的指示，他們很難推行任何積極的政策，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很難辦到。但實際上，他們往往並不想這樣做。美國外交人員在戰前所懷有的那種想法基本上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袖手旁觀，批評其他國家的行為，以及在處理或建議一項行動時猶豫不決，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來加以辯解。一個大國執行積極的外交政策時，負有行政上的責任，而對那些完全不習慣於擔負這種責任的人來說，最自然、最簡便的辦法就是保持消極，等待著實際上很少會下達的指示。
因此，在1944年的頭幾個月裡，羅斯福周圍執行美國戰時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對歐洲政治問題不感興趣，或者由於人選不合適，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沒有一個機構或一套班子可以來接替他們。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上，財政部長摩根索突然參與國際事務，這表明在戰爭快要結束時，總統周圍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約有十個月光景，羅斯福沒有一個親信的顧問認真研究戰後的特殊政治問題。而羅斯福有這樣一種脾氣：喜歡依靠自己的心腹來促使他下決心解決困難的問題，否則，他總是聽其自然，大約指望船到橋頭自會直。
從1942年年初起，美國政府曾反覆宣告這樣的原則，即在戰爭結束之前，對戰後邊界或政體問題不作任何最後決定。這種認為歐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狀態的理論表面上看來是荒誕不經的，但是這一原則卻能使美國官員經常回避作出決定。他們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暫時的，在和平會議上，一切都會重新受到審議，既成的事實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還會佔上風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國政府內部猶豫不決的態度，而這個原則卻支援了這種態度，彷彿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國政策的目的比美國政府的要具體得多。在這段時期中，俄國政府在處理事務方面從來不象美國那樣明顯地猶豫不決或消極被動。看來有理由設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標是：俄國無論如何要設法保衛自己，不再受德國在1914年和1941年發動的那種襲擊。他深信，如果不採取預防性措施，德國的勢力將在一代人的時間中復活，再次威脅到蘇聯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國被擊敗後重新恢復過來那樣。斯大林對德國的軍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紀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懷疑德國的民族性有改變的可能，或是在德國土地上有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蘭總理米科拉伊奇克說：“要使一個德國人接受共產主義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斯大林把這個問題看得很簡單。必須使德國在軍事上處於軟弱的地位，而蘇聯則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使未來的德國政府永遠休想重啟戰端。要達到這個目的，看來必須做兩件事。第一，在位於德國和俄國之間的國家內，要建立親蘇的政府，將來俄國同德國發生任何糾紛時，可以指望它們和俄國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使它們不可能站在德國一邊來反對蘇聯。
當然，斯大林不一定這樣想。或許他仍然希望，作為戰爭的後果，歐洲會發生共產主義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為並不表明他認為可能爆發革命，也不表明他將用俄國的實力來煽動革命，從而冒同西方決裂的危險。總的說來，似乎可以斷言，斯大林是堅守著布林什維克的信仰的，不過他把它應用於遙遠的將來，那時也許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已為革命鋪平了道路，而蘇聯也有充分的時間從戰爭的損失中恢復過來。等待客觀條件成熟再發動革命，這本來就是純粹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中最純粹的學說。同時，俄國政府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