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美國人已經向俄國人和中國人講明他們兩個國家應承擔的任務：兩國應共同對付亞洲大陸上的日本軍隊。正如英國在對日作戰最後階段的任務需要予以澄清那樣，俄國和中國之間的未來關係也需要予以澄清。這些問題後來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1944年9月）和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上獲得解決。
這些問題都不是無關宏旨的。可是實際上，從嚴格的軍事觀點看來，對日作戰的最後戰略方案已於1944年7月底在華盛頓和夏威夷擬定就緒。對日戰爭的未來程序將同德黑蘭會議以後對德戰爭的程序一樣明確。如果說在對日作戰的計劃中聯盟的因素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過反映出盟國之間先後參加對日作戰的兵力沒有真正均衡地調配。自從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對日戰爭被認為是美國專門關心的事。美國某些顯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視作本國的事情。美國人傾向於這種看法：他們同日本有私仇要報，在解決時不要外國干預。中國和緬甸戰場上的失敗和失望情緒更加強了這種心情。但有一點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國人一面不要第三國干預，一面又責備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沒有能象麥克阿瑟、史迪威與李海這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在作戰中盡它們應盡的一份力量。如果同對德作戰中盟國的緊密合作相比，對日作戰中盟國的合作則被地理環境、人物性格和美國的這種態度搞得脆弱無力，很不圓滿。
德黑蘭會議探討了勝利後必將產生的許多政治問題，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會後的幾個月裡，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同時，由於主要盟國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策，它們的分歧也越來越大。英國和俄國在波蘭問題上意見不一，在巴爾幹問題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通常總不沾邊，對棘手的決定能拖則拖。關於法國、義大利、近東的石油和印度的未來等問題，英國和美國的意見也不一致。在這些問題上，蘇聯大都保持莫測高深的冷淡態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團結，首先是因為無論在對德作戰期間或戰後，都有必要繼續進行軍事合作。其次，戰爭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希望並要求主要盟國在戰後繼續合作。有著這種親密友好的背景，盟國之間在政策上反覆出現的一些衝突，在1944年的頭幾個月中不過象針刺那樣令人煩惱，有時幾乎使人憤怒，但僅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輝，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則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現。
除了影響盟國之間和睦的各種區域性衝突外，還存在著一個總的問題：戰後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質將會是怎樣？美國和俄國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國則採取了中間的立場。
美國政府和大多數美國人民指望建立一個世界組織，其中的會員國將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則，不干涉別國的內政。根據這個願望，美國政府認為有理由在歐洲拒絕參加不合時代精神的爭權奪利，而這種爭奪看來已在英蘇之間開始了。一般說來，美國政府試圖把邊界和政體等問題拖到戰後再決定。羅斯福和赫爾希望，屆時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將起作用，從而大大改變國際關係，用法律和多數表決的辦法來代替傳統的強權政治那種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氣氛中，他們希望並相信，波蘭、義大利和其他地區的具體問題將會在滿足了對國家安全、自由和正義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後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許多特殊因素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羅斯福的健康問題。總統自1943年12月從德黑蘭回國，到1944年5月間，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體變得十分虛弱。4月裡，他只得離開華盛頓，準備長期休養。在此期間，總統處理日常事務的進度放慢了，他的下屬有時發現很難從他那裡得到明確的指示。
1944年是大選年，這也妨礙了美國的外交活動。象美籍義大利人和美籍波蘭人這些選民團體，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均勢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羅斯福認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們。美國向英國施加壓力，要求改組義大利政府，這一舉動至少部分是想討好義大利血統的美國選民。關於波蘭問題，避免麻煩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選結束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並設法縮小已產生的問題，推遲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決定。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是：羅斯福堅信，美國輿論不會永遠支援參與歐洲事務。他估計，戰後會出現1918年以後產生的那種反應，並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想積極參與解決戰後歐洲的政治問題，這種政策會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遭到反對，而且可能還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