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大西洋憲章》的條軟。最意味深長的是以俄國駐英大使伊凡·邁斯基為代表的蘇聯政府的姿態。他宣佈他的政府接受《憲章》的“基本原則”，並詳細說明：“蘇聯保障所有民族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權力，以及所有民族為了促進經濟和文化繁榮，按照它們自己認為合適和必要的方式建立社會秩序和選定政府形式的權利。”
發表這樣的宣言，對於俄國迎合英國的觀點是很有幫助的。但是，不論這樣的宣言聽起來多麼令人安心，英國政府卻有充分理由知道俄國對“獨立和領土完整”這類詞的應用，是可以作出富有伸縮性的解釋以適應俄國的民族和帝國利益的。然而，不管怎樣，俄國和其他盟國的政府，在1941年9月對《大西洋憲章》表示贊同，似乎已經緩和並推遲了關於歐洲在戰後的前途問題所發生的衝突。
英國同歐洲兩個淪陷國家的關係特別微妙。並牽涉到三個主要盟國之間政策上的重大分歧。這兩個國家就是法國和波蘭。
194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崩潰，留下了一個苦澀的回味，此後發生的那些事件也絲毫沒有能沖淡這個回味。英國認為法國能夠而且本當從北非繼續作戰。不少法國人則認為在1940年的戰役中，英國人對他們的支援是很不夠的，而且有些人至少懷著某種可怕的滿意的心情指望他們先前的這位盟友即將遭到失敗。這種態度，在貝當元帥在維希成立的新政府的領導人中特別流行。
在1940年7月，英國人襲擊奧蘭港的法國海軍艦艇以後，維希政府就同英國政府斷絕了外交關係。雙方的關係一直很糟，而由於英國對夏爾·戴高樂將軍領導的後來通稱自由法國運動既給與道義上的支援又給予財政上的支援，更使這種關係不斷惡化。戴高樂的支持者絲毫沒有代表正統的法國政府的合法要求，但戴高樂確實代表著某種法國精神，以他為首的自由法國運動，幾乎從一開始就努力爭取人們承認它是一個同歐洲其他那些被征服的國家的流亡政府們類似的合法政府。
在1940年至1941年那個危急的關頭，到底哪個法國政府合法，這對英國人簡直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戴高樂和他的自由法國能夠代替一個法國流亡政府有效地採取行動。特別是戴高樂已成了一個不受德國統治的法國的宣傳象徵和中心，他能夠吸引一支人數雖少但很有價值的武裝力量由他指揮。自由法國運動還成功地爭取到了法蘭西殖民帝國的部分屬地，這樣，這些地區就可以供英國使用。戴高樂還負責治理以武力從維希法國奪過來的其他地區。
在不友好的人們看來，戴高樂似乎只是英國政策的一個傀儡，並且是一個驕矜自負、野心勃勃和難以約束的傀儡。誠然，戴高樂的個性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念念不忘法國的偉大形象，因此很容易把別人對他個人的輕視（不論是真有其事還是出自他的想象）都看作是對他的國家的尊嚴、權力和榮譽的輕視。在短時期內，這種態度使許多本來可能成為他的朋友的人全同他疏遠了，但戴高樂對國家榮譽的極端敏感卻打動了許多法國人的心絃，我們可以很冒昧地揣測，他成功的主要奧秘也就在於此。至少可以這樣說，象他這樣一個能激怒丘吉爾和羅斯福的人是決不能視作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而隨便打發開的。而且他越是同他的“盟國”爭吵，他就越能得到法國人的支援，因為他們象戴高樂本人一樣，也認為需要不屈不撓地重申法國的國家尊嚴。
英國對戴高樂的政策，由於美國所採取的態度而更加複雜化了。雖然，英美兩國政府對法國的事務有—個一般性的諒解，但實際上，要避免難堪的分歧還是很困難的。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確實對戴高樂將軍幾乎懷有一種私人的怨恨。他的這種厭惡，在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政府的其他領導人物的心中也有同樣的反應，儘管並沒有完全達到他那樣的程度。美國人之所以持這種態度，其原因很難理解。偶然事件、美國政府內部的許可權爭執和私人衝突，似乎已大量地摻進了美國政策的制訂工作，而一旦出現了比較實質性的爭端，情緒便變得更為激烈。
在1940年混亂的日子裡，貝當最早出來執政時，美國政府認為沒有理由不承認這個在法國出現的新政權。因此，當自由法國運動開始向維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戰時，美國官員們無意認真看待戴高樂及其追隨者的主張。美國自由派報刊對承認維希政權這項政策所作的批評，結果只是起到增強國務院堅持原來立場的頑固性的作用而已。
雖然如此，在自由法國運動的實際重要性顯露出來後，美國政府還是同它建立了有限的官方關係。194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