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宣言決沒有限制以前歷次發表的關於在印度、緬甸或其帝國的其他屬地發展立憲政府的各項政策宣告。……在大西洋會議上，我們心裡想的主要是恢復目前處幹納粹奴役之下的歐洲國家和民族的主權、自治和民族生活，以及在可能不得不對疆界有所變更時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原則。因此，這個問題同效忠英王的那些地區和民族的自治機構向前發展的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英帝國的前途是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的觀點正面發生衝突的主要問題之一，他們的衝突只不過反映出兩國人民的態度不一致而已。
英國對歐洲淪陷區的政府在短期與長期目標之間碰到了一個嚴重的矛盾。從根本上說，英國人是想促成一場不是大變革的革命。他們謀求在短期內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鼓動騷亂、起義和抵抗。但是就長期目標而言，英國人則希望見到戰爭結束後，大體上恢復戰前的那種政治和社會安排，當然，再加上各種改革。這兩個目標常常發生衝突，因為被征服的歐洲居民中最樂意參加顛覆活動的，並不是支援恢復戰前社會狀態的那些團體。
在1941年6月以前，抵抗運動取得的進展很少。1940年夏季，大多數歐洲人都預料英國會戰敗，所以他們似乎必須同希特勒“新秩序”下的生活協調一致，不論這種生活可能是多麼令人厭惡，多麼殘忍和暴虐。既然對未來抱著這樣的預測，那就很少有人會甘冒喪失生命、財產以及人類正常生活的種種關係的風險而去為一個已經失敗的事業表示一下毫無益處的姿態。1940年秋季，英國頂住了德國的空襲而生存下來，給許多歐洲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各種抵抗團體於是成立起來了。其中有些團體同英國代表暗中進行接觸，但是除了在南斯拉夫的以外，這些組織的活動，都僅僅限於情報工作和為將來奮起反對德國人擬訂計劃。
德國對俄國的進攻，對歐洲各國共產黨來說，成了起來抵抗納粹黨人的一個訊號。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中，共產黨人早已處於接近非法的地位，或早已轉入地下，這一事實意味著在他們近旁已經有一個適合於進行非法活動的組織了。而且，革命的理想吸引了一些熱狂獻身的人，這是較老的教義很難辦到的。因此，共產黨幾乎立即就成為歐洲抵抗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的勢力實際上到底有多大，這是很難確切說明的。共產黨的政策是同願意積極參加對納粹鬥爭的所有團體組成“統一戰線”，並且為了使抵抗運動的號召力盡可能地廣泛，共產黨有意避免居於突出的領導地位。這項政策的一個結果是，在許多非共產黨的團體被吸引到抵抗運動中來的那些國家裡，共產黨的勢力仍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政治和社會領袖不願冒險進行非法活動的國家裡，儘管共產黨人主要是進行幕後活動，但也還是充當了主要的角色。一般說來，除波蘭外，在歐洲越是往東，共產黨人在抵抗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便越重要。
1941年英國官方的政策，並不十分擔心這些反納粹的組織戰後可能發生的影響。這些非法的組織在歐洲各地來說幾乎都還處於萌芽時期，所有新來參加的人都受到歡迎。許多人都希望共產黨人所作的關於他們將信守民主程式的表白，是真心誠意的；而且歐洲地下組織的游擊隊、破壞活動以及情報工作，在軍事價值上，無論如何比任何其他需要考慮的因素都更為重要。
在納粹征服者到來以前，就逃出國外居留在倫敦或其他地方的歐洲各國政府，曾以各種不同的途徑為英國政府效勞。首先，它們成為被征服國家的人民的象徵——是關於一個美好的過去和對一個美好的將來寄託希望的象徵。而且，這些流亡政府也是具有合法的延續性的東西，英國政府還希望將來在它們的本土一旦解放之後，在正規的立憲機構再次成立起來以前的那段困難時期裡，它們能立即行使權力。流亡政府又能夠提供特工人員在歐洲內部進行蒐集情報和破壞活動。在好些情況下，它們還繼續在對英國的作戰很有價值的殖民地區行使政治權力；而且就自由法國運動和波蘭政府而論，兩者都在逃亡國外的僑胞當中組成了相當重要的軍隊。
英國官員並不是不知道他們對歐洲淪陷區的政策所遇到的許多困難，英國政府有很長一段時期延緩宣佈戰爭目的和戰後計劃，就是試圖把它對歐洲淪陷區的政策這個問題縮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以後，對於其中所宣佈的原則要取得各個盟國政府的同意，這似乎是恰當的。因此，1941年9月，在倫敦召開了盟國政府代表的一次全體會議，全體代表都嚴肅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