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最高法院和德國公使設立的“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sjonsrad）來治理挪威，後來從1940年9月開始，則是透過十三名“臨時國務參議員”來治理。1941年9月25日，他授予他們正式部長的頭銜。然而，甚至到1942年2月，任命吉斯林的那項決定看來也不是出於他的本意，而是因為駐挪威的海軍司令官雷德爾和鮑姆海軍上將揹著他向希特勒提出了請求才促成的。有人指控特博文，說他“破壞”吉斯林的名聲，使後者在挪威人民面前“信譽掃地”。
在比利時象在荷蘭一樣，當地的行政管理大部分仍然操縱在德國控制下進行工作的前政府各部的秘書長手裡。德國人發覺他們的處境很為難，因為他們不得不在佛蘭芒民族主義者和比利時瓦隆族人的兩種對立的願望之間作出選擇，還在這兩個民族集團內部主張徹底合併和其他一些合作者所主張的僅僅同德國結成聯盟這兩種對立的意見之間作出選擇。因此，他們在施予恩惠時，在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舉棋不定，這就不足為奇了。在佛蘭德，他們起初看中了佛蘭芒民族主義聯盟（VNV），在它把荷蘭民族主義團結聯盟（Verdinaso）和佛蘭芒族的雷克斯黨徒置於控制之下後，便於1941年5月承認它為佛蘭芒省的唯一政黨，並將內政部秘書長和布魯塞爾市長這樣重要的職位派給了它的成員。可是，到1942年底，佛蘭芒民族主義聯盟開始失寵了，那個主張合併的日耳曼…佛蘭芒工人協會（Deutsch…VlamischeArbeitsgemeinschaft）反而受到垂青。在瓦隆地區，德國人也在雷克斯黨徒和口頭上叫得更響的親德的大德意志帝國之友（Amis du GrandReich
Allemand）兩者之間猶豫不定。他們有時候鼓勵雷克斯黨的領袖德格勒爾，甚至委派他的黨徒擔任重要的職務，可是有時候又對他的比利時人政策深為不滿。其他一些運動，象瓦隆國家社會黨等，雖然表面上是親德的，對於德國當局卻沒有任何實際的價值，所以即使沒有正式遭到鎮壓，也受到了強大的阻礙。
在丹麥，德國人促使丹麥國家社會黨參加處理國務的努力，最後完全失敗了。這方面的主要嘗試是在1942年10月發生“外交危機”時作出的，當時希特勒決定：德國當局的目的“必須是儘可能迅速地成立一個由丹麥國家社會黨領導的政權”。那時候，希特勒顯然認為，“丹麥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弗裡茨·克盧森博士是不是適當的人選，丹麥人民大部分還是小部分支援他”，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前幾個月裡，德國駐哥本哈根的公使館曾經給予克盧森相當多的財政援助，並且導致他希望自己有可能在德國人的支援下成為某種型別的丹麥“元首”，儘管從德國人入侵丹麥後，他們始終就沒有以任何方式公開承認過他的地位。因此，在貝斯特達抵丹麥後最初提出的要求中，有一個就是：改組丹麥政府，讓丹麥國家社會黨黨員擔任一些部長的職位。但是，這個要求遭到丹麥政府的堅決拒絕。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德國人終於決定不強加於人。在1943年3月的選舉後，丹麥國家社會黨只獲得投票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德國人對克盧森的信心無論如何從此大為減退了。在1943年8月的危機發生後，德國當局打定主意儘量透過直接的警察行動，而不是利用當地的內奸去控制丹麥的事態（雖然黨衛隊仍舊利用當地的恐怖分子）。
在東方地區，總的趨勢是：把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在德國人手裡，只把一些次要的行政事務留給純地方性的團體。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德國人決心對這些國家進行最殘酷的剝削，雖然部分也是因為當地（至少在蘇聯被佔領區內）缺乏任何合適的行政機構（當地政府官員，有的在德軍入侵時犧牲了，有的則在他們到達前逃跑了，不過德國人對俄國的制度無論如何想必是很反感的）。就德國當局鼓勵親德運動來看，這麼做往往是試圖利用這些運動作為抵制其他民族集團的手段，而不是為了到時候要他們參加行政工作。例如，1939年9月，裡賓特洛甫顯然玩弄著用西部烏克蘭人對付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這種計劃。後來，弗朗克的確也利用過他們去抵制總督轄區的波蘭人。在對蘇聯發動進攻後，羅森貝格的東方事務部積極培養烏克蘭的流亡分子，雖然這些人在烏克蘭當地總是遭到德國專員科赫的厭惡。然而，就俄國本土而論，主要的內奸安德烈·弗拉索夫將軍到1944年底才獲得一點重視，因為那時候俄國本土已經又回到了蘇聯人的手裡。即使在那個時候，羅森貝格對弗拉索夫受到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