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不再那麼確信他有能力把戰爭限制在區域性地區，而是需要喘息的時間，好讓他在同法、英兩國拼個你死我活之前，補充糧食和軍火的儲備來對付封鎖。
10月6日，達拉第在參議院外事委員會發表的一則臨時宣告中，對希特勒作了答覆，他提到，全面的宣告要等同英國磋商後才能作出。他說，盟國作戰的目的，在於結束象德國對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那樣的侵略，並結束每隔六個月就需要進行一次動員的情況；他說，和平只能在尊重諾言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必須對法國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權利提出可靠的保證；他說，法國在同意和德國開始會談以前，先要知道明確的細節和得到真正的讓步。在張伯倫10月12日發表演說乾脆拒絕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以前不久，達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廣播演說中，告訴法國國民和德國總理，法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決心證明自己無愧於其軍民克服困難贏得公正和平的願望。他指出，英國遠征軍攜帶了裝備，正在法國領土上迅速進入陣地，英國飛行員經常活躍在前線，兩個盟國的海軍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談到法國軍隊在上個月曾進軍到德國在薩爾的領土，這些軍隊並無意識形態上的幻覺或興師問罪的幻覺，而是知道自己正在為了實踐已經立下的誓言而戰，這乃是西方的自由傳統的精髓。他在描繪法國軍隊的這種心理狀態時，把它同德國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們的心情作了對比，他說，這個德國，“在征服了許多地方以後，卻不得不對面包、肉類、奶類、糖以及許多其他商品實行配給來開始這場戰爭”，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於這類匱乏，反而把更多的責任強加在他們頭上，使他們在民族問題上感到內疚。
這一外交上的遭遇戰，透過再度把道德標準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麼是法國明確的“戰爭目標”問題，這個問題後來在冬季的幾個月內又經過詳細的討論，而羅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傳閱的《教皇最高通諭》中，也透過強調要尊重條約這一點，為商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基礎。與此同時，軍備的問題，在這個“兩次侵犯的間隙”——如這位總理所說的——也使法國政府花費了許多時間。
達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裝的問題上所負的責任，也許比其他任何法國人要大。在法國，即使就一個國有化工業來說，要使其能適應軍備上巨大擴充的需要，也還需要加以改組，但這項改組的工作卻遲遲直到成立了一個軍備部方才真正開始，而軍備部的成立，則是法國已處於戰爭狀態十天以後的事。新的部長拉烏爾·多特里是一個第一流的工程師，慣於從事大規模的經營。他又是一個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愛國的熱忱博得了所有黨派的公認。可是，他那種有條有理的作風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雖然極為可貴，但要應付1939年秋季的緊急情況，卻是過於從容，緩不濟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許多警告說，到1939年1月以後，法國軍備工業將達到飽和點，除非改變原定計劃，否則無法接受新的定貨。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向國外（在美國）大規模購貨，而且甚至在那時，仍是著重購買原材料和機床，從美國的進口中，這些東西逐漸佔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在需要幾千架飛機的情況下，定貨卻只有幾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廠只要採用某種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產量時，這位部長還是寧願造新廠。這樣做法是冒著使法國喪失獨立的危險來保護法國的工業。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經敘述過的那樣，蘇聯於1939年11月30日沿著芬蘭的整個陸地邊界發動了全面進攻，而且開始轟炸赫爾辛基。這件事立刻對法國的輿論產生了影響。11月30日，在這訊息公佈以前，達拉第已到國民議會去要求在緊急時期擴大總理的全部權力。他唱的老調是，自從9月1日以來，法國已經並且還在積聚軍備和加強防務，在這背後，法國正在建立戴高樂（任雷諾及其友人這些主戰派的軍事顧問）所要求的快速“機動部隊”，達拉第還說，如果德國破壞了這場“古怪的戰爭”在實際上休戰的狀態，法國將以牙還牙予以回擊；可是法國決不要在西線主動挑起戰爭——這場戰爭將不是單靠軍事行動所能決定勝負的。但是蘇聯在其同盟者攻打波蘭以後緊接著就無緣無故地進攻芬蘭一事，嚇壞了全體法國人，使他們完全警覺起來，並且使他們在權衡了可能發生的種種新情況後，暫時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見。內閣以內和內閣以外的主戰派，都認為這種局勢為切斷德國必不可少的瑞典鐵礦砂供應提供了機會，而且，如果同時能在斯堪的納維亞獲得基地的話，甚至還可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