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裰屑洌�故竊�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間先後執政的三屆法國政府中的任何一屆政府，都存在著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緒。在某種意義上，自從拿破崙時代以來——如果時間不是更久遠的話——法國人本來就有仇英的情緒；雖然賴伐爾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這種情緒斥之為“一時的感情衝動”，但是他在不那麼公開的言論中，卻稱之為法國內部政治生活中一個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峽兩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兩國本質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國來說，仍以集中全力首先擊敗德國為上策，因為德國是更加迫近的危險敵人。由於未能看清這種情況，因而仇視英國的情緒就越發強烈了。英國因為地理上的緣故，受到這種錯誤估計的影響較小，但是這一點反而加深了法國人一貫對英國人的虛偽所抱的懷疑。即使不能說仇英的情緒對法國在軍事上確實戰敗有重要的關係，可是這種情緒肯定在貝當元帥的政府利用戰敗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國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候所奉行的實際外交政策，都是由於兩種觀點互相牽制的結果，一種觀點著眼於可能發生的事，另一種則著眼於希望發生的事：前一種觀點是外交部常任官員們的現實主義，他們對法國利益的觀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輿論的向背而變動（可是他們並不能因此而在種種辦法施盡後，最後仍不向政府和輿論屈服）；後一種觀點是內閣中的大多數人和政府首腦比較短視的權宜之計，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決於他們怎樣投合國民的心理。常任官員們認為，主要的敵人是德國，因此必須同俄國友好，反之，達拉第及其同僚們卻知道，人民無意打仗，因此他們首先急於千方百計地避免同德國衝突。在這兩種情況下，都需要同英國結盟，不論英國的行動和動機多麼令人可疑。
博內在回憶錄中寫道，9月4日，在戰爭行動開始以後幾小時內，他和波蘭大使談妥了互助條約，而為了履行這個條約，在此之前就已宣戰。的確，純粹形式上的“戰爭行動”，於9月3日已在法國開始，但是那時波蘭有組織的抵抗實際上卻已結束了。在戰爭的開頭兩個星期內，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慮的法國民眾隱瞞這樣的事實，即法國本身還沒有作好戰爭的準備，卻已經和一個註定要失敗的波蘭結成同盟參加了戰爭。因此，法國駐波蘭大使向世界各國報界駐華沙代表保證說，波蘭在波尼亞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畢蘇茨基時代所面臨的只是暴虐的統治，而這次卻有法國和英帝國無窮無盡的資源為後盾；與此同時，在巴黎，法國情報部正在對波蘭軍隊的規模加以吹噓，認為波軍的戰術雖然已經過時，然而英勇善戰，產生出一種精神上的效果，而與其實際的簡陋裝備形成可笑的對照，情報部一面又指出，德國人還不曾打贏過一場決定性的戰鬥。在戰爭第三個星期的開頭，當蘇聯軍隊已經衝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波蘭東部邊界全線，與德軍在歷史上有名的要衝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會師時，《時報》仍然硬說，波蘭人的抵抗還不能肯定已被擊潰。
俄國人入侵波蘭，在法國引起人們對蘇聯這一行動的含義作了許多推測，它使法國恢復了這樣的希望，認為德國這時也許會傾其全力對付蘇聯，好讓法國再推遲行動。
這件事也使法國共產黨的黨員對這場戰爭的態度起了變化，並隨之而使法國其他各方面對法國共產黨的方針也起了變化。法國總工會花了一個月功夫仔細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協定的含義以後，在9月25日發表了一件議事記錄，認為這個協定背叛了工人，並且宣佈，以後不可能同贊成這個協定的共產黨員合作。因此，在第二天，達拉第得以順從右派的吵吵嚷嚷，頒佈法令解散了共產黨。社會黨領袖勃魯姆提醒他，這樣做在國外產生的後果，將給人這樣的印象，以為幾十萬法國工人全是不愛國的。但是，達拉第對勃魯姆的話克耳不聞。
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國國會的演說中，要求象墨索里尼在德國入侵波蘭前夕所建議的那樣，舉行一次會議，並且著重指出，他並不向法國要求殖民地，也無任何其他要求；實際上，他是在勸說法國同英國的堂吉訶德式的頑固不化一刀兩斷。儘管法國國記憶體在著反英的情緒，但是法國報界仍然異口同聲地對這篇演說嗤之以鼻。這時尚無跡象表明德國軍隊在從波蘭前線大批調回，以暗示即將在西方發動猛攻；而且要開始進攻，當年已為時太晚。這篇演說中不含有威脅，也沒有提到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國得出的結論是，鑑於蘇聯在戰略上的巨大收穫，尤其（象這時正變得很明顯的）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