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外交結構的大量檔案及評論中，他們總是費盡心機地強調軸心國的合作要比盟國陣營中的合作優越。據他們認為，極權主義運動之間觀點的相同，以及軸心國領袖之間的友誼，使三國公約在國際關係中獨具一種“特質”，並且賦與軸心國一種其敵人無法與之競爭的團結精神。因此，當英國、美國和蘇聯各自追求自私的、往往相互衝突的目標時，德國和它的盟國卻能夠集中力量，致力於實現新秩序這一目的。只要軸心國——至少，在歐洲地區——完全由希特勒支配，這種說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德國、義大利和各衛星國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來看，納粹宣傳人員所描繪的衛星國如何自覺地、和睦地為達到共同目標而奮鬥的那幅總的畫面，是經不起認真推敲的。
就德國和義大利而言，人們一般認為這兩個國家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分享新秩序的領導權的。因此，當所謂“歐洲青年協會”——軸心國和各衛星國青年運動的聯合會——於1942年9月在維也納成立時，它既有一個德國主席也有一個義大利主席，而為了實際的目的，該組織的管理工作則交由德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和義大利法西斯青年組織（GloventuItaliaria del
Littorio）總指揮阿爾多·維杜索尼共同負責。這件事最後證明只不過是一種宣傳姿態，但卻是德國人企圖培養起來的德…意平等這種假象的典型事例。希特勒本人經常煞費苦心地強調這兩個主要軸心國家的平等地位，以及納粹“革命”和法西斯“革命”目標方面的“絕對相同”（absoluteIdentitat）。其次，他還一直堅持強調他同墨索里尼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並認為墨索里尼的“命運”在許多方面都和他自己的命運完全相同。
事實上，這兩個獨裁者簡直難得在對等的條件下會晤。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已經——引用一位幾乎經常出現在他們會議上的觀察家的話——“接過了領導權，並迫使墨索里尼退居小夥伴的地位”。希特勒不僅完全支配著幾次著名的勃倫納會議，“會議期間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他發言，只讓墨索里尼“在會議結束前說上幾句話”，而且他總把自己的意圖隱瞞起來，不讓他的義大利同事知道。因此，在1940年3月18日的第一次勃倫納會議上，他故意一點兒也不讓墨索里尼知道即將在西方發動的進攻，也不讓他知道已經部署好的對挪威和丹麥的進攻，儘管這次進攻在會議結束後僅僅三星期便發動了。夏天，他拒不允許墨索里尼參加同法國的聯合停戰談判。十二個月後，當他向俄國發動進攻時，他事先並沒有向墨索里尼透露一點風聲，直到德國部隊即將進軍時才告訴了他。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對希特勒把他看作小夥伴的這種傾向深為不滿。據齊亞諾說，早在1941年6月，墨索里尼就承認：“拿我個人來說，我對希特勒和他的作風已經受夠了。”顯然，他對軸心國的會議一點也不感興趣，因為他發覺自己“被人撳鈴地”召喚了去，象“主人叫喚僕人那樣”，而且在會議上還不得不聽上幾小時元首的“絲毫無益和令人厭煩的”獨自。僅舉一例來說，他不能寬恕德國人在克羅埃西亞對待他的那種方式，而且希特勒沒有預先告訴他要對俄國發動進攻的那種傲慢作風，也使他感到非常惱火。如同日本人一樣，墨索里尼也對德國人在佔領區內犯下的暴行感到擔心，在他看來，這種暴行“使歐洲變得象火山那樣熾熱而變化莫測”。因此，1940年秋天當他自己對希臘發動進攻時，他打定主意即以希特勒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等到義大利部隊準備進軍時才通知柏林方面。其結果是，希特勒對墨索里尼這一行動氣得“發狂”，並且發覺自己倉促地介入了一場他完全沒有準備的新戰爭。如同他幾個月後很牽強地向國會解釋的那樣，他感到不得不介入這場戰事：倒“不是為了幫助義大利去攻打希臘”，而是為了防止英國利用希…意衝突在巴爾幹地區獲得一個立足點。
希特勒甚至在演說中也傾向於把墨索里尼和義大利人民區分開來。他讚揚墨索里尼是當代出人頭地的“天才”，是“古代世界瓦解以來，義大利國土上最偉大的兒子”。在墨索里尼垮臺後的幾個月裡，希特勒繼續聲稱對他具有最為深厚的友情，而且說他已經“決定永遠依靠墨索里尼，並斷絕了同義大利的所有其他關係”。可是對義大利人民，他卻非常蔑視。在同日本人的談話中，他清楚地表示，他不準備把自己的秘密告訴義大利人，甚至在同墨索里尼舉行會談時，他也毫不掩飾他對義大利人民的看法。例如，1943年7月19日在義大利北部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