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特雷舉行會議時（即在墨索里尼垮臺前一星期），他曾經嚴厲地責備墨索里尼，說義大利地面部隊的“笨拙的、不象軍人的舉動”使停放在義大利機場上的許多德國飛機都損失了。在1944年4月23日的克萊斯海姆會議上，他對義大利軍隊在戰爭中所有“丟臉的”行為，特別是義大利“軍官團”和在東線的阿爾卑斯團及其他團隊的作戰表現，大發雷霆。
在這方面，納粹黨的其他人士也抱有同希特勒一樣的看法。表面上，納粹黨還是堅持德意聯盟不能“以正常的標準來衡量”，因為它是以“法西斯革命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係”為基礎的。甚至在1943年9月停戰協定簽定以後，德國所採取的方針還是，不應因為“羅馬一小撮財閥政客犯下的罪行”而責備義大利這個國家的人民。可是，希姆萊由於他本人不象博爾曼那樣是制訂納粹黨這方面政策的人，不大擔心義大利法西斯的垮臺對納粹黨士氣的影響，所以他對義大利人的缺點傾向於採取一種遠為嚴厲的看法。1943年10月4日，他在波森向黨衛隊將領們講話時曾經指出，義大利人中只有墨索里尼是“偉大的羅馬傳統的繼承者”。他堅決認為，德國人一定“要明白”，義大利人的軟弱在於“他們的血統和他們這個人種”。如果義大利是一個同德國“骨肉相連”的鄰邦的話，“那麼，要是它保持強大，事態將會大好”。可是，事實證明它始終萎靡不振，“能維持現狀也就不壞了，非常之好了”。
這種見解並不完全是由於1943年9月義大利的垮臺，這一點可以從居住在德國本土和佔領區內並在那裡工作的義大利人所受的待遇上很清楚地看出來。在保護國內，義大利人受到的待遇，象義大利總領事於1942年2月有理由向齊亞諾抱怨的那樣，“即便不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差些”，至少“的確並不比他們好多少”。在其他佔領區內，移民計劃所帶來的大批驅逐外國人的行動，也沒有把他們列為例外。事實上，義大利人始終就沒有被看作在種族上是同德國這個主宰民族平等的。他們一般不準同德國人通婚。三國公約簽訂才三個月，納粹黨就向德國境內各級黨部發出秘密通知，提醒他們，這項禁令已經透過了。
在德國人和他們的另一個主要盟友日本人之間，廣泛的合作就自然條件而言是不可能的，看來合作主要限於根據1941年3月5日希特勒釋出的“第24號基本命令”互相交換技術情報。甚至連裡賓特洛甫在三國公約簽訂後特別重視的經濟合作協定，也直到1943年1月20日才付諸實施，而且鑑於盟國控制住這兩個軸心國“領域”之間的海運路線，這個協定主要也還是一紙空文。可是，德國的宣傳機構卻迅速提出了可以用來實現更為積極的合作的種種方法。它還大肆宣傳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於1942年1月簽訂的軍事協定，歡呼它確保了“兵力的適當配置，以便為具有強大打擊力量的作戰計劃做好準備”。它還強調日本海軍在印度洋的活動和德意兩國陸軍在非洲的行動這兩者之間的聯合作戰意義，企圖暗示軸心國正在採取一種“內線和外線”的戰略，即由德國和義大利在陸上負責“內線”作戰，而由日本在海上利用其“外線的有利條件”。然而，就連最樂觀的德國發言人也不得不認識到，這種合作至多也將是偶然的。為了充實德…日聯盟的內容，他們便側重於德日文化方面的合作，由德國海軍上將弗爾斯特主持的德日協會的分會在德國許多大城市裡成立起來。對德日文化委員會的種種活動，也給以廣泛的宣傳。這個委員會是根據1938年的德日文化協定組成的，由外交部文化政策司的西克斯教授負責。
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以後，儘管德國報刊和宣傳機構對東方這個新盟國的英雄事績給予熱烈的讚揚，但是有些人顯然感到，在對德國負起的“北歐人的”使命寫了和說了那麼一大套以後，現在又同日本聯合起來去攻打它的歐洲姊妹國家，這就德國說來是很不合適的。1942年1月1日，《巴塞羅那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阿爾瓦爾·範內斯的很長的文章，指責德國人“背叛了白種人”並“犯下了雅利安人的變節行為”，因為他們“為歐洲未來最大的威脅……‘黃禍’效勞出力”。這篇文章的發表使原來已經不安的情緒變本加厲。由於這種指責來自一個早已被認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在軍事上）和新秩序共命運的國家，這就使德國宣傳部顯然特別為難。它連忙在它的國外主要宣傳刊物《訊號》上發表了一篇專題文章進行答覆，說“歐洲團結”的事業早在1870年和1914年使用有色人種的軍隊來攻打德國時就已經被出賣了。這件事在德國外交部也引起了強烈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