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長的中間一行說得還是國際形勢。魏王假在位三年，實際只發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虜王假，滅魏以為郡縣。每讀至此，嘗有太史公檢索歷史廢墟而無可奈何之感嘆。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國實在沒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東六國之中，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沒有秘密性，最沒有偶然性，最沒有戲劇性。也就是說，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簡單，最為人所共識。後世史家對魏國滅亡的評論揣測很少，原因也在於魏國滅亡的必然性最確定，只有教訓可以借鑑，沒有秘密可資研究。《史記·魏世家》之後有四種評論，大約足可說明這種簡單明瞭。
其一，魏國民眾的記憶感喟。百餘年之後，太史公在文後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記載雲：他到大梁遺蹟踏勘搜求資料，在已經變成廢墟的大梁遇見了前來憑弔的魏國遺民（墟中人）；遺民感傷地回顧了當年秦軍水攻大梁的故事，“說者皆以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也就是說，民眾認定魏國衰弱滅亡的原因，是沒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評價。太史公先表示了對大梁民眾的評價不贊同，後面的話卻是反著說。其全話是：“……（對墟中人之說）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譯，太史公是說：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評判。天命秦統一天下，在其大業未成之時，魏國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樣的大賢輔佐，又能有什麼益處呢？果真將這幾句話看作為魏國辯護，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實，太史公顯然是在說反話。如同面對一個長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說這種病服了仙藥也沒用，你能說這個人不承認那個人有病麼？也就說，太史公實際是有前提的，魏國失才之病由來已久，此時已經無力迴天矣！
其三，東漢三國人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三國學人譙周對魏國滅亡之評說雲：“以予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譙周評說是歷史主流的評判，他闡明瞭這樣一個簡單實在的道理：有賢不用，便是史諺所謂的“天亡之國”。若殷紂王用三個大賢（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為三仁），縱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況秦國虎狼之邦，如何能滅亡果真用賢的魏國？應當說，譙周之論是對天命國運觀的另一種詮釋，因其立足於人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為接近戰國時代雄強無倫的國運大爭觀，與戰國時論對魏國滅亡的評說幾無二致，應該是更為本質的一種詮釋。
其四，後世另一種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述贊》雲：“畢公之苗……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系載忠正……王假削弱，虜於秦政。”述贊評價的實際意思是：自立國開始，魏國便是個很正道的邦國，只是魏假時期削弱了，滅亡了。這是史論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國。兩千餘年後，這種罕見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觀浸潤下瀰漫為正統思潮。清朝乾隆時代產生的系統展示春秋戰國興亡史的《東周列國志》，其敘述到魏國滅亡時，引用並修改了這段述贊，雲：“史臣贊雲：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盛。惠王好戰，大梁不竟。信陵養士，神氣稍振。景湣式微，再傳而隕。”此書以“志”為名刊行天下，並非以“演義”為名，顯然被官方當做幾類正史的史書。這說明，這種觀念在清代已經成為長期為官方認可的正統評價。這種評價的核心是：忽視或有意抹煞魏國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貶損“暴秦”，與三國之前客觀平實的歷史評判有著很大的距離。但是，它畢竟是一種觀念，而且是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評判，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它。
一個“繁昌忠正”的國家能削弱而滅亡，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悖論。
歷史評判的衝突背後，必然隱藏著某種被刻意抹煞的事實。
這個事實最簡單，最實在：長期地緩賢忘士，而最終導致亡國。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後裔，其歷史可謂詭秘多難。
西周滅商之初，三個王族大臣最為棟樑：周公（旦）、召公（爽）、畢公（高）。其中的畢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畢公封於周人本土的畢地，史稱畢原。《史記·集解》引唐代杜預注云：“畢在長安縣西北。”據此可知，畢原大體在當時鎬京的東部，可算是拱衛京師的要害諸侯。之後，不清楚發生了何等樣事變，總之是“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成夷狄”。檢索西周初年的諸多事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