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的好處，和社會從中得到的好處呈均等的正比關係。你為社會貢獻越大，你個人的收入越高。這樣才能使社會有效率。
當個人回報率遠遠低於社會回報率時，比如只讓比爾·蓋茨拿比一般政府職員高一倍的工資，這個個人就變相成了為社會做好事，長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好事的動力，社會也喪失了從他做的好事中受益的機會，喪失了效率。我們這代人從小都背誦過“毛主席教導”：“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講的其實就是這樣的現實。市場經濟的效率，則在於能不斷讓做好事的個人從他給社會帶來的利益中“分紅”，最後大家都爭著做好事。
不過，當一個人從其經濟行為中得到的個人回報率遠遠高於社會回報率時，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顯然，社會對這個人支付過度，使他不正當地佔有了過多的社會經濟資源。當社會覺得自己“虧了”時，就會有所謂“仇富”的現象。這種個人回報率高於社會回報率的狀況長期不改變，“仇富”也就成了合理的現象。
以這些簡單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強和張維迎們的問題來。比如任志強說房地產商只有為富人蓋房才賺錢。這本身就說明我們市場有問題。一個房地產商，只為幾個富人服務，他們的經濟行為的社會回報率很低，大家都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但個人回報率卻太高，讓房地產商發了橫財。張維迎則呼應，要求把窮人趕出市場。也就是說，人口中的相當一大部分人無法從市場經濟行為中獲得回報，只能靠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這樣，市場經濟就成了一個富人俱樂部。而在美國，蓋低檔房和經濟適用房都能賺錢，對房地產商也很有誘惑。社會回報率和個人回報率是接近的。市場經濟是屬於大家的。
在經濟領域，市場永遠比政府有效率。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也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關鍵是，政府應該透過稅收等政策維持一個良性的市場秩序，使建造中低檔住房的利潤率趕上甚至超過建豪宅的利潤率。比如，建中低檔的住宅，可以免稅甚至享受補貼；政府對建豪宅雖然不必限制，但應該上高稅，高到把其利潤率降下來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產商趕出這個市場，不得不挖空心思競爭普通民宅的市場為止。
中國城市化程序這麼迅猛，城市這麼擁擠，人口增長速度這麼快，怎麼可能讓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來”？在土地公有的情況下，“居者有其屋”還是我們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要道德基礎：每個公民，都有享受一定面積住房的權利。在這個範圍內，他們應該用可承受的價格購房。超出這個範圍，等於侵佔了別人或社會的土地資源。侵佔者就必須和被侵佔者進行討價還價。比如，雙方可以達成協議，侵佔者為多佔的每平米支付五倍的稅，二十倍的稅，等等。
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這種討價還價能夠隨時、公平地進行。我期待著任志強和張維迎們說：“給富人建房稅太低了，賺錢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來投資建豪宅。政府應該建立一種市場機制，使建中低檔房也有錢好賺，讓我們也有機會為窮人服務。”
資本的道德
成思危先生對“資本無道德”論的批判，實際上是揭了主流經濟學家的底牌。我們這些擁護市場經濟的人必須要出來解釋：為什麼資本必須有道德？
資本無道德的理論很好理解：經濟的執行要嚴格符合市場規律，而不是跟著道德原則走。遵循市場規律創造出最大的效率和利潤，就是最大的道德。按任志強的說法，房地產商的使命是利潤，為了追求利潤，就要給富人蓋房。窮人的房子讓政府去管。我給富人蓋的房子越多，繳稅就越多，窮人就越得益。對此，張維迎也出來支援。他在此之前還曾表示限定最低工資會傷害經濟的發展。
情緒化地否定這些人的理論，無益於澄清理論上的是非。這些人所依據的，實際上是一種通俗的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能夠使一個人在追求個人最大利益的同時貢獻於社會。比如，你給富人蓋房，賺了大錢，就會繳更多的稅，而且還給許多人創造了就業機會。所以，企業不要奢談什麼道德責任，而要首先追求經濟目標。最近剛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也是這方面一個最有力的發言人。
這派人錯在哪裡？他們錯在把市場經濟從一個原則發展成一個迷信。要知道，市場經濟的理論，本來具有強烈的反烏托邦的色彩，即不相信有一個涵蓋一切的完美製度，使大家透過服從這個制度的原則而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市場強調的是多元性。而這些迷信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