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資源市場的掠奪，日本才能走出發展的危機。而日本軍方的少壯派軍官，就成為這種理念的實際推動者，軍方出現了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對立，少壯派軍官又成立各種的秘密團體，其中又以“櫻會”與“一夕會”最為著名。
參與秘密結社的少壯派軍官，事實上，主導著日本軍部的決策。因為日本的社會運作體制中，領導者很少會主動地展現自己的決心與企圖，以免捲進直接的決策選擇、衝突之中，日本社會集體心理最怕的，就是內部意見的分裂，所以日本社會中，有著極強的從眾行為壓力。因此它的領導者多半是以暗示與誘導的方式，被動的等待部屬達成一致的共識之後，然後接納這種共識成為正式的決策。（當時日皇與政府和軍部的關係如此，現在日本的企業運作也是如此。）
所以當時日本的軍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階將領在指揮，實際上他們經常聽任部屬參謀自行獨立運作，而會接受參謀所達成的一致意見，雖然這種意見不一定符合事實或是他們的想法，但這些高階將領不願也不會公開的反對屬下所達成的一致意見，以免破壞和諧的共識。
更糟的是，日本軍方系統的結構，是典型的外重內輕，通常在內閣中的陸軍省長官，只要有師團長的資歷就可以出任，海軍省首長的地位也與艦隊司令平行，就算是參謀本部的總參謀長地位高些，也不過是相當於戰區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軍直接隸屬日皇，軍部也只是日皇的軍事參謀，不能直接對軍隊發號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統兵的將校，並不會把中央軍部的意見，真正的放在眼裡。
而中央軍部唯一能夠節制統兵將校的法寶是，請求日皇發出赦令，這種赦令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正式經由帷幄上奏之後決定的日皇命令，一種是經由日皇授權參謀本部，在一定的指導原則內，以日皇名義代行的“臨參命”。無論是那種形式，都是以日皇名義發出，在形式上，對於日軍的行動，有著最高的控制權威。
但是因為日皇對於日軍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樣的極其崇高，軍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絕對不敢也不願在日皇面前，展現不同立場的爭執，而讓日皇陷入裁決的苦惱之中。因此中央軍部對於在外統兵的將校，多半是用“交情”來牽制其行動，所以在軍令運作的過程中，經常是由次官、參謀與部隊中的長官進行意見溝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識之後，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請旨行動，而軍部的參謀與部隊的長官，當然都是同屬希望能夠以戰爭來建功立業的少壯派軍人，因此他們的意見，事實上就決定了軍部的意見。
而日皇對於軍部一致的意見，通常很少會提出質疑，更別說是反對了。這就出現日本的少壯派軍官，可以實際把持軍部決策的現象，這些在軍部與參謀本部的少壯派軍官們，自己組成的小團體運作，戲稱“秘密參謀本部”，他們與海外駐軍以及右翼激進的團體，都有直接聯絡的管道，而右翼團體的看法，又主導著日本的輿論媒體，造成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對內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對外隨時都有支援他們各種做為的“民意基礎”。因此在當時，真正領導日本國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選擇的國會，不是神聖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階將領，而是日軍的少壯派軍官。當然這不能說日皇、元老、將領在日本的戰爭罪行上，沒有責任，因為他們至少是“誘導”、“認可”、“知情”與“夥同”等的共犯，他們對於所有的戰爭罪行，至少是犯了“應注意而未注意”，“應阻止而未阻止”的責任。
雖然日皇、軍部與政府發現少壯派軍官秘密結社的危機，曾經在一九三年正式頒佈法律與軍令，不準日本軍人參加秘密結社組織，但是這個法令對於少壯派軍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們照樣半公開地進行各種秘密結社，公然地在政治與民間團體中，發表他們的立場與主張，甚至公然地批判與反對政府的政策。少壯派軍官的言行，往往誘導著日本民意產生強烈的反應與支援，造成少壯派軍官認為，自己代表著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軍少壯派軍官，不在乎作出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只要能夠獲得“民氣”支援，他們並不把法律與制度放在眼裡，而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最後大不了切腹自殺＇5＇。
事實上，軍部與政府也拿這些少壯派軍官毫無辦法，因為他們的果斷言行，會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援，平常他們互相照應、敷衍應付上級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殺以示警抗議，就是乾脆對他們所不滿意的政府首長與上級軍官，進行刺殺行動，甚至發動真正的軍事政變。這種製造成民氣可用假像的民粹主義，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