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機械、農業機械等部門的重工業企業，也有紡織、輕工、手工業部門的企業，以及鐵道、交通、郵電、地質和物資部門的企業；有工業交通企業，也有新興的工業地區。
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和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認為，推廣這70個大慶式企業的經驗，將會進一步促進工業交通戰線學大慶運動的繼續深入發展，進一步促進工業生產達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煉廠是這次會議推薦的大慶式企業之一。《人民日報》在隨後發表的文章中，稱這個廠“學大慶學到了點子上”。
富春江冶煉廠，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個小工廠，初建時，全靠手拉風箱的土爐生產，煉出的第一爐半成品只有公斤重。經過職工幾年來的努力，特別是學習大慶以來，這個工廠的生產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個土洋結合、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屬聯合企業。
在建廠最初的幾年裡，這個工廠雖然每年都能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計劃，但由於企業管理不善，生產成本高，經濟核算起來連年虧損。1963年企業黨委書記伊方安和廠長於金鑾參加杭州市委召開的工業會議，聽到許多兄弟廠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開始感到自己頭上戴的“虧損帽子”是一種壓力。1964年年初，企業開始響應上級號召學習大慶的先進經驗。工廠領導召開專門會議向全廠職工傳達了大慶經驗，職工群眾情緒激動。大家立志摘掉虧損帽子，要把虧損帽子“丟到富春江去”。職工們的決心書、保證書，在幾天之內貼滿了車間、宿舍、食堂的牆壁，要求工廠黨委馬上揮動大旗，領導大夥鬧革命，摘掉虧損帽子。
職工群眾的決心，使企業領導感觸很深，工廠黨委一連開了多次會議，最後在領導幹部中統一了認識。他們認識到，要領導職工群眾革企業落後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後的命，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帶頭自我革命。透過學習大慶經驗，富春江冶煉廠的領導幹部認識到，一支好的職工隊伍，是靠好的領導幹部帶出來的。而領導幹部要有過得硬的好作風，跟職工群眾保持最廣泛、最經常、最密切的聯絡，必須像普通勞動者那樣參加勞動，真幹、實幹。
工廠黨委書記伊方安是參加勞動最過得硬的一個幹部。他從大慶學習參觀回來後，第一個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艱苦的崗位，揀最髒、最重的活幹。他赤膊背石頭，手腳都磨起了泡，背脊曬得油黑，從不叫苦。工人們說他活像個人民的“老黃牛”。
全廠各科室工作人員在企業領導的帶動下，也紛紛下到車間去參加勞動。哪裡困難，哪裡是關鍵，他們就到哪裡幹。嚴冬時節，礦山最冷，有幹部在那裡和工人一起推礦車；三伏酷暑，爐前最熱，有幹部在那裡和工人一起搞冶煉。各主要工種，不論日班、夜班，都有幹部在那裡頂班勞動。他們逐步從外行變成了內行，做到既是一個普通勞動者，又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在1964、1965兩年間，全廠幹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參加勞動。
幹部透過參加勞動，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關心工人的勞動狀況。冶煉車間的燒結工序，是全廠勞動條件最差的地方，溫度高，硫氣重，灰塵多，費力大。過去，幹部一般不到這裡參加勞動，對工人的疾苦沒有體會，因此，當燒結塊的生產跟不上生產需要時，廠長批評車間主任，車間主任埋怨工段長，工段長就責怪工人。工廠黨委和有關科室的幹部在這裡頂班勞動後，親身體會到操作中的勞累，把改善這裡的勞動條件看作是一個關係群眾觀點、生產觀點的大問題。經過反覆試驗，成功地用機器制團的新工藝代替了原來的落後辦法，大大改善了勞動條件，節約了三分之二的勞動力，降低了成本，產量也成倍增長。
透過學大慶，這個廠生產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學大慶的第一年——1964年，他們摘掉了建廠5年來連年虧損的帽子，向國家上交了數目可觀的利潤；學大慶的第二年——1965年，他們又在生產上實現了大的發展，產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潤超過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經濟技術指標趕上或超過了國內先進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變為機械化。他們還大搞綜合利用，除主產品外，又搞成了包括兩種貴重金屬在內的五種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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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下愚公志，三老趕三新
上海衛海鐵工廠是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和工交政治工作會議推薦的另一家大慶式企業。
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廠，1958年，衛海鐵工廠剛成立時，廠裡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