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工人自然不歡迎。
蘭州化肥廠徐永春工長介紹他們廠學大慶的經驗時說：以前我們學習大慶那樣建立交接班制度，處處嚴格要求，但是由於人的思想沒有跟上，收效不大，“嚴格要求”變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響到工人之間的團結。後來我們體會到，人的思想沒有革命化，光是要求嚴格，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於是，我們便著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還輪流把班組長送到蘭州煉油廠，學先進找差距。這樣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收效就比較大。過去我們廠的裝置狀況不很好，影響生產計劃的完成，現在裝置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產計劃也完成得比較好。
新疆莫索灣拖拉機修配廠政委楊培臣發言說：我們開始學大慶時，先學職工宿舍“五條線”，後來體會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從組織職工學習毛主席著作入手。人們思想面貌改變了，出現了許多新氣象。在這個基礎上再組織文明生產，搞五好裝置和工作條理化，樹立了嚴細作風。過去，我們廠因為修理質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臺拖拉機的修理任務。學大慶以後，修理質量提高了，許多農場都爭著把拖拉機送來修。
西北國棉一廠廠長邊豐在發言中談到，企業學大慶，關鍵在領導。他說：一個企業學大慶學得好不好，關鍵是領導的問題，是企業黨委的問題。我們認為，哪裡有好領導，哪裡都能出“王鐵人”。工人都願意學大慶，都願意像大慶那樣對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就看領導得好不好！
邊豐還從中國工業發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進一步談了學大慶的問題，他說：要真正把一個企業辦好，非學大慶不可，非走大慶的道路不可。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從上到下目標一致，有一個通盤的規劃，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陣，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統為什麼學大慶學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學大慶學得好不好，要上面來負責。責任還在我們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統的企業成為大慶式的企業，領導機關就要學石油部那樣從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門石油管理局代局長餘群立對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談會上說：群眾學大慶的心很切，情緒很高，鬥志很旺盛。一個企業學大慶學得好不好，問題在領導方面。大慶的群眾路線就貫徹得很好。大慶的崗位責任制從哪裡來的？從群眾中來的。他們看準了，就一抓到底，抓什麼就抓住不放，抓什麼就什麼成風。玉門很早就搞過巡迴檢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誰也沒有把它當成基層建設的根本問題抓住不放。因此，起來了，又下去了。
餘群立還從領導方法與領導藝術的角度談了學大慶的體會。他說：大慶的幹部有很多都是從玉門去的。到了大慶以後，他們生龍活虎，辦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為什麼呢？因為大慶的領導幹部很注意用毛澤東思想去啟發幹部的思路，使人開竅，敢於破舊，敢於立新。我們對幹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許多活事都辦死了。大慶對幹部的批評也很嚴，有時批評得你滿頭大汗。但是，被批評的人口服心服。為什麼呢？因為大慶領導幹部很瞭解人，批評的是地方，能夠激發人的幹勁。要把大慶的這些領導方法、領導藝術學到手，需要我們狠下功夫。
第六章 把虧損丟進富春江
經過兩年的宣傳推動，到1966年上半年，工業學大慶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報紙上關於大慶經驗的報道越來越多。儘管當時我國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中“左”的色彩越來越濃厚，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剛剛興起的工業學大慶運動。但是，從總體上看，初期的工業學大慶運動對於調動工業交通企業領導和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對於各地狠抓企業管理，提高勞動效率和工作效率，嚴把產品質量關等都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國家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聯合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和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工業交通各部提名，推薦出70個大慶式先進單位。會議認為，這70個單位，是全國各地區、各行業先進單位的代表，是全國工業交通企業的學習榜樣。
這一批大慶式先進單位當中，有全國聞名的大慶油田；有襄樊棉織廠、潞安硬裝置局石圪節煤廠、蘭州煉油廠、湖南橡膠廠、上海嘉豐棉紡織廠等5個在1963年受到國家經委表揚的勤儉辦企業的先進單位；有中央工業交通各部所屬的企業，也有各省、市、自治區所屬的企業；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電力、建築材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