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美英的支援，西德的安全必須仰仗美國而不是法國的保護，西德根本經不
起削弱它與美國的軍事政治聯絡：而法德條約卻成為戴高樂將軍謀求獨立於
美蘇、作為第三種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起大國作用的藉助工具，美英對此均極
為不滿。更重要的是，阿登納是以默許戴高樂拒絕英國加入歐共體為代價籤
署法德條約的，這必然使得50 年代後期開始的法國和美英之間發展起來的矛
盾衝突，也波及到聯邦德國，這也就使得阿登納想透過法德友好而使德國和
歐共體發展起來的任務大大複雜化。從當時的國際環境看，阿登納雖然確立
起法德軸心，但卻沒有帶來他所期望的前景，國際社會一片反對之聲，使他
在外交上樹敵重重。而這時他已經沒有精力和實力再對外交政策作出進一步
調整了。
這兩年國際社會的情況也可謂是遭透了。美國在家門口鬧出了古巴危
機，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戰火不斷，遠東中蘇之間也吵得不可開交， 60 年代
初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危機疊起的年代。肯尼迪想作出反應，因而丟擲了”新
邊疆”和“多邊核力量計劃”；戴高樂想作出反應，要透過建立“歐洲人的
歐洲”來鞏固法蘭西實力地位；甚至一向遠離大陸的英國也提出了加入歐共
體的要求，要增強於歐洲大陸的聯絡。這其中只有西德的地位是最脆弱的，
它不得不對每一方的變化作出反應。這些變化本身是矛盾的，因而它的反應
也只能是矛盾的。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要搞緩和，可是世界上卻又發生了柏
林危機、古巴危機這樣的事，這本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年代，緩和的大勢中
危機四起。況且，肯尼迪和赫魯曉夫要用柏林牆固定德國的現實，這難道是
阿登納可以改變的嗎？如果不承認這個現實，肯尼迪和西方國家必然會與赫
魯曉夫一起，指責阿登納堅持冷戰立場，阻礙東西方緩和；如果承認了這個
現實，也就等於承認聯盟黨向德國人保證過無數次的德國統一政策的徹底失
敗。不論怎麼做，阿登納都不可能擺脫厄運，這並不是他造成的。
實際上，阿登納自己也確實想解開與美國的這個結，修復德美關係。他
不能在公眾面前改變他的立場觀念，卻在暗地推行一種“雙軌政策”。 1958
年，阿登納向蘇聯大使斯米爾諾夫試探給東德以奧地利式的中立； 1959 年
他授意制定“格洛布克計劃”， 1961 年西德分別同東歐的波、匈、羅、保
四國建立了貿易關係。這些再加上1962 年他授意起草的一份將兩德置於平等
地位上的對德和約，都反映出他想迎合美國緩和的調子，跟上時代的節拍。
但是，阿登納的步子太慢太小了，既不能使蘇聯人滿意，也沒有引起肯尼迪
政府的重視，好象他就註定了要被拋棄了。
這一時期內，阿登納偏重於歐洲的外交政策引起了國內廣泛的爭議。聯
盟黨內部阿登納與艾哈德的總理之爭，實際上代表了“歐洲主義”和“大西
洋主義”兩種政治觀點之爭。後者主張遵循一條更為靈活的方針，傾向於向
英美作出妥協，在歐洲共同的政策和大西洋聯盟問題上、以及更有想象力的
東方政策上支援英美立場。反對黨社會民主黨也在1959 年透過了一個《哥德
斯堡綱領》，破天荒地承認了阿登納外交政策“在西方聯盟體系中為德國人
民所起的作用”，並且宣佈社民黨要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採取新的適應性政
策。社會民主黨已經準備要作出變革了，維利·勃蘭特和埃貢·巴爾正在考
慮用一種新的東方政策來開啟西德的外交僵局。這種新東方政策的基礎，就
是承認東歐和德國的現狀。無獨有偶，作為西柏林市市長的勃蘭特與大洋波
岸的肯尼迪非常談得來。。
1963 年的秋天，阿登納因為《明鏡》報事件的影響，引發了政府危機，
內外交困中不得不提出辭職，從而結束了聯邦德國長達14 年之久的“阿登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