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不可能開啟。請示保衛部，不讓重新開啟。我請示石少華，是否開啟？他說，不要開啟。沙飛那套魯迅底片的確在棺材裡。王笑利平時住校，每星期六回畫報社住，穿個軍裝小大衣。
林揚1980年回憶：沙飛死後，我透過原和平醫院住院部的老頭瞭解到，他出事後，並沒戴手銬腳鐐，還住在醫院，當然外面保衛起來。他的遺囑要求給他立個碑，寫上何年死。我們知道他被埋在哪裡，與河北軍區幾個同志去掃了一次墓，還壓上白紙，這事我們從來沒敢說。出事前我去聯絡北京協和醫院，接他來住院檢查。他的遺物帶到畫報社，開始放在外面，後來拿進屋裡，我開啟沙飛隨身帶的那個皮包，看到至少有三鐵盒底片，我看到有魯迅的底片，好像有魯迅和一個大鬍子，是不是肖伯納。這部分是他最珍貴的，一直放在左上兜，兜都磨破了。白求恩的像冊好像也隨遺物帶到畫報社。
1950年後我給聶榮臻照相時，兩次提出來，現在這麼需要人，沙飛要不死該有多好！
趙銀德1980年回憶：1950年我到石家莊出差時，用了好幾個小時跑遍了軍區保衛部舊址周圍的每個角落，才在一個小樹林柳樹下，找到一塊寫有“沙飛之墓”的普通木牌，離烈士陵園不遠。我總唸叨沙飛真慘，工作那麼好，貢獻那麼大，落這麼個下場。
林韋1998年回憶：1950年我們抗敵劇社幾個同志去石家莊完成演出任務後，專程去看沙飛墓，回北京後不敢告訴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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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終愛著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3）
羅光達1980年回憶：一聽說沙飛出事，我馬上提筆為他寫申訴，但還沒寫完，處決命令就下來了，沒想到這麼快。1956年我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時，聶榮臻來看戲，中間休息我陪他散步，又跟他提出來，我瞭解沙飛，當時他精神不正常。
張四1980年回憶：1950年我從楊瑞生處看到關於沙飛的通報，楊瑞生老哭，說沙飛可能是精神毛病，功勞這麼大，這麼個後果，恨日本誰不恨，但敵人已為我們服務，沙飛不是那麼狹隘的人，對形勢觀察不會比我們低。
楊亞山1980年回憶：沙飛的處理在畫報社會議室宣佈時，大家都哭了，當時坐在我身邊的李遇寅哭的很厲害。不久，我、龐眉、顧棣、白世藻等看到沙飛參加革命前拍的十幾張小照片，我們以前沒見過，認為水平很高，給人印象很深。
冀連波1982年回憶：解放初解放軍畫報社田野社長雖然不認識沙飛，但他不止一次對全體幹部說，沙飛的女兒小力經常來畫報社，她是咱們的親戚，來了要熱情接待關懷。（王笑利當天日記：我有病住院是田野社長打報告送我去的，他還坐車去通縣醫院看望過我。）
白世藻1980年回憶：文革中我的罪狀有一條是為沙飛翻案。林彪事件後徐靈說，沙飛問題該解決了。白求恩給沙飛4件東西，一是照相機，一是鋼筆，一小本，小本在抗戰中丟了，一是像冊，像冊原是繳獲日本人的。
吳群1980年回憶：我1966年1月寫的“接受魯迅教誨的攝影家沙飛”一文，當時不給登，文革中被抄走了，為此還是我的一條罪狀，為叛徒翻案。文革後才還給我。
江一真1983年回憶：我後來到新四軍。1956年我見到殷希彭，問老沙情況，才知有事。
胡忠1980年回憶：1950年華東局任第三書記的舒同，來京時幾個戰友吃飯，有蘭矛、王平、唐延傑、楊成武等，舒同向朱良才問沙飛情況。朱良才說，沙飛殺了日本人，被處死。舒同表示惋惜。
穆欣1980年回憶：我與沙飛是隻通訊、沒見過面的朋友。解放初我到華北軍區有事，我打聽他，想見個面。但人家含糊告訴我，他已不在了，什麼原因沒說。
和平醫院行政科幹事周保山1997年、2001年、2003年回憶：1951年我到和平醫院。原來醫院的病人、烈士都埋在烈士陵園外邊，從那挪墓到藥廠不是我經手的。第一次遷墓後，交給我管。我見到沙飛墓有塊木牌子，寫了名字，看不清是哪個飛字。我寫報告說，以後家屬來人找不到墳怎麼辦，上級批了，給沙飛定了個二三十厘米寬，一米高的石碑。從藥廠再挪墓是我經手，找人刨開土後，我一看沙飛的棺材爛了，我到南馬路棺材鋪，有十多頂棺材，我給沙飛買了一個最好的、五寸半厚、四塊整板的松木棺材，是個訂給老人上了油還沒拉走的壽木，很貴，相當於當時價格130多元，我給拉走了，我讓人把沙飛的原來整個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