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１０月６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說了搬家的條件：“一要租界，二要價廉，三要清靜。”１１日《魯迅日記》中記載：“同廣平攜海嬰往法租界看屋。”次日他在致宋琳的信中說：“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 魯迅曾在《病後雜談》中寫道：“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裡有些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兩，每兩作一塊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塊六。”（每月房租約合今４８00元）這說明魯迅當時是反覆考慮過搬家，更換一處條件優越的處所，好好養病、著文、會友。他以自己的腦力勞動所得，積蓄了足夠的金錢，有了鞏固的經濟基礎，以保障完成他久已醞釀的寫作計劃。
魯迅生活的經濟背景（9）
但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容許這美夢實現了。魯迅在大陸新村９號一直居住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病逝。 致命的昏和賣 聽夜雨，品苦茶，讀周作人佳作《自己的園地》和《魯迅的故家》。擊節長嘆，其痛何如！惟其賞彼獨特一面，益發憎惡其人品之無恥無行。 周氏兄弟，五四齊名；暗墮啟明，輝耀長庚。友人常吁嗟曰：“假如知堂先生當時沒有跟兄長魯迅先生鬧翻……”然而歷史上是沒有“假如”的！提出某一事件“假如不曾發生”這類問題，實在沒有多大意思。“史家的任務是儘可能地弄清楚已經發生的事件，並且對它出現的前因後果，做出符合實際的說明。” 魯迅說得明白：“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這真是不幸而言中了！周作人一度出賣其兄弟情義於家，二度出賣其人格節操於國；終於兩度賣掉自由，淪落為雙料的奴才。第一回在１９２３年，第二回在１９３８年。 第一回已在前文《魯迅在北京的住房》中簡略提到，此處不妨再加以分析討論。周氏兄弟失和，逼迫魯迅及老母、髮妻搬出北京八道灣四合院大宅，這段恩怨已積累了許多史料、許多論著。其根源，專家們有的歸於行為誤會，有的歸於婦人讒言，有的歸於個性差異……但我認為，尋根到底還是離不開一個“錢”字。 周作人信子夫婦的經濟生活要比長兄魯迅豪華得多。據三弟周建人回憶：羽太信子“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招及燒飯司務、東洋車伕、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曾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後嫁給周建人又離婚——引者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裡，一講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魯迅看不過去，對周作人進行規勸，無非是‘化錢要有個計劃、也得想想將來’這一類話。也真有周作人這樣的人，把好心當惡意。”當時周作人在北京大學已是資深教授，月薪２８０銀圓，兼職２２０銀圓，再加上稿酬、版稅，月收入至少500銀圓（合今２萬多元）以上，比當時的魯迅有錢得多，不像早先那樣再需要長兄的扶持。一旦覺得從長兄身上難以再任意榨取，周作人終於翻臉了。他所要獨吞的，是八道灣的大四合院，這才是真值錢的。 難怪，魯迅遷入西三條衚衕新居後，於1924年６月11日“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時，遭到周作人及信子的辱罵和毆打。這“二弟”的真實目的還不是為了儘量霸佔兄長的器具文物？一句話，都是為了錢。 魯迅曾對許廣平分析說：“周作人的這樣做，是經過考慮的。他曾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周作人“考慮”的首先是豪華的“新生活”所必須的大量錢財，權其輕重則是“錢”的輕重。話說到這裡，也就夠了。 第二回是日寇侵佔北平以後，周作人附逆當了漢奸。他在《知堂回想錄》等處一再為自己辯解。例如，戰火初起時友人們勸他隨眾教授南下，他不肯走，說：“我因家庭關係，實在無法擺脫（有母親、魯迅的故妻另住別處，兄弟的故妻……及三個孩子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兒和她的兩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