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應運而生的東西。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託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風潮之烈了。…… “老###”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魯迅所讚美的清末變法維新的“老###”們，也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序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們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愛國思想的激發，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實際利益的需要。 19世紀末，在我國創辦的最早的大學有：聖約翰書院大學部、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上院、京師大學堂。 甲午戰後中國的“西文熱” 接受西學必須以外語為先導。梁啟超在《時務報》第42冊上發表《大同譯書局敘例》說：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天下識時之士，日日論變法……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維新派和有識之士創辦了大同譯書局、中東翻譯局等機構，譯述、介紹西方書籍以推進維新運動，或代人翻譯中外往來函件以適應社會需要。 此外，當時中國已有幾十家報社，其中規模較大者如《申報》（1872年創辦），《字林西報》（1882年創辦），《新聞報》（1893年創辦）；特別是以梁啟超為主筆的上海《時務報》（1896年創辦）和以嚴復為主筆的天津《國聞報》（1897年創辦），成了維新派的南北兩大輿論陣地。它們通常需要聘請英文、法文、日文三種翻譯人員，以摘譯外文報紙上的文章和時新訊息。西學的興起，開風氣之先，促進了國人學習外語的熱潮。 1895年後，由於深受甲午戰爭刺激，京師和各大通商口岸，創辦了一批仿照外國學制的新式學校，同時，各地對舊書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學”內容。這些新式學校和被改造的書院，中西並重，一些規格較高的學校，如南洋公學，規定招生條件是：學以中學成才，兼通西學、西文為上；以中學成才略通西學、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學為次，中學未成者雖通西學、西文不錄。（引自《申報》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師範學生示》一文。）另一方面，從中外貿易經商和實業的角度看來，通洋文“始能為洋行買辦，始能赴洋行寫貨。與西人交易，每歲所入，或數萬、或數千數百，以視中國為商則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也。”從功名利祿的角度看來，過去“十年寒窗、白首窮經”計程車大夫階級發出感嘆：“若中學則須老成宿儒、品學兼優之輩，而每月脩金不過十餘圓”，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學生，剛剛畢業，其薪金待遇就“少則十餘圓，多則數十圓。當世之鮮衣華服、乘輿策馬者，無不從洋務中來，其在官場，則翻譯焉、隨員焉。”（以上引自《申報》1896年12月29日《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一文。） 甲午戰後，外國在華企業驟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譯、買辦。同時來華遊歷的外國人士較多，也需要華人翻譯作嚮導。因此，在中國的洋人透過各種渠道，招聘懂外語的華人為他們服務。甚至有些駐華外國使館直接出面，代本國旅華人士招聘華人翻譯。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中外日報》上登載《聘請上等英文翻譯》的廣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雲南，計應行半年有餘，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願請能說官話之翻譯一位，偕同前往。諸君樂偕行者，乞於日內移至上海大英國總領事署面商一切。” 當時在上海、天津、廣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別是外國租界地區，除了進入官場和個人經商外，當洋行買辦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務，是致富的重要途徑。 這種形勢，也促進了西學的引進和傳播。 “聖約翰”——從書院到大學 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歐美各類教會團體在中國設立了許多教育機構，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和專科學校等等，統稱為“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一個差會獨家經營的，東吳大學是美國監理會獨辦的。所謂差會（Mission）是西方國家負責集資、派遣人員到國外傳教佈道的機構。由差會派遣的人員，無論從事何種工作，如傳教的牧師，醫院的醫生、護士，學校的教師、職員等，都稱之為傳教士（Missionary）。
清末四所大學的狀況（2）
1879年9月，美國聖公會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將上海的三個教會學校神道學校、培雅書院、度恩書院合併成“聖約翰書院”。但規模仍然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