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等中學課程，以至駕駛管輪各該專門知識，因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總名如此。各班由一個教習專任，從早上八時到午後四時，接連五天。漢文則另行分班，也由各教習專教一班，不過每週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裡計算，校內教習計洋文六人，漢文四人，兵操體操各一人，學生總數說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間吧。周作人15歲進江南水師學堂的時候，除學宿費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貼“贍銀”一兩，約合今人民幣100元。這比他長兄當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洋務派學堂的規模和侷限 西文、西藝兩類新式學堂，是為洋務運動的政治服務的，專業設定狹窄，思想沒有解放。僅僅為了大清帝國外交的實用目的，而學習外國語；為了維護專制統治“富國強兵”的實用目的，而進行軍事和技術的職業教育。這就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即使規模較大的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今外交部）於1862年創設的京師同文館，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於學習英、法、俄等外國語課程，1866年後才附加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的基礎課程，然而水平不高，學員的興趣也不大，成就與影響甚微。 這些都屬於洋務派的實用專科學堂，尚缺乏現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會人文科學的先進觀念，也缺乏現代化的數、理、化、生物、地學等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系統方法。但它們畢竟成了“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啟蒙運動的起點，揭開了我國現代化的扉頁，儘管還僅是脆弱的一頁。 梁啟超對於官立洋務學堂的洋教習，曾指出：“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訓練出來的學生“未嘗有非常之才，以效用於天下”，至多“僅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而已。 梁啟超認為：“國家歲費鉅萬之帑，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乃是“數十年來變法之所以無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啟超《學校餘論》及《論師範》，《飲冰室合集》第一冊。） 當時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人丁韙良說，京師同文館的名氣很大，總教習的官銜也不小，但初期學生只有10個人，都是滿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幾隻調皮貪玩的小貓，外國教習真有點兒不想教下去，不過是混混日子，撈一筆可觀的俸銀。 當然，同文館並非一事無成，它曾為洋務派所辦的機構，輸送了一批外文翻譯和官吏。而洋務派後來的要員，如戶部尚書董恂、刑部尚書譚廷襄等，均是同文館畢業生。此外，同文館的“譯員班”在30年間陸續地翻譯出版了二十餘種書籍，介紹了一些西學知識。 但是“西學”的歷程，進步極其遲緩。據統計，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從1868年創立到1897年，30年間僅售出各類譯著13000部（參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卷一，第22頁），平均每年不過400部，分到全國，大約每五縣才有一本“西書”。對照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的1866年，僅福澤諭吉譯著的《西洋事情》一書，剛出版就銷售達25萬冊。老大中華帝國對於西學的引進，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戰敗後，清朝廷喪權辱國被迫簽約，向日本帝國的賠款和贖金計白銀2．3萬萬兩，年利5厘，規定3年還清。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更蒙受奇恥大辱，清朝廷又欠八國“庚子賠款”連本帶息9萬萬多兩白銀，預期限39年還清；而當時的清政府每年財政總收入為0．8萬萬兩白銀。也就是說：甲午戰爭的賠款贖金為清朝每年財政總收入的3倍，而“庚子賠款”為清朝每年財政總收入的11倍！從此，大清國喪了元氣，洋務派也一蹶不振。維新派奮起，嚴復呼籲救亡，而救亡必須啟蒙。從救亡啟蒙運動中，一些覺悟的文人成長為我國第一批文化人。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清末四所大學的狀況（1）
甲午戰爭的慘敗，證實了洋務派的無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維新派的崛起。我國文化人應運而生，登上社會舞臺，並在教育事業方面開啟了新的局面，帶來了啟蒙的生機。 魯迅在《重三感舊——1933年憶光緒朝末》一文中說——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去的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光緒末年的所謂“###”，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但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鑑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著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著，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就如目下的《描寫字典》《基本英語》一樣，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