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了68％；1973年至2002年間，增長了245％。儘管中印兩國遭遇了全球經濟危機，它們仍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
從全球來看，自1950年以來，美國經濟大幅增長，實際人均GDP增長了2倍，而中國增長了12倍。工業革命以前，西方國家比我們現在所謂的新興市場僅富裕一點兒，並且全世界普通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了共同的認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調查了19世紀有關國際收入的經濟史文獻。他發現，1800年至1849年間，在當時最貧窮國家之一的印度，一名無需特殊技能的日常勞工的工資是英格蘭——當時最富裕國家之一——同等勞工的30％。這裡還有另一組資料：在19世紀20年代，荷蘭的實際工資僅比中國長江流域的高70％。這些差距看似較大，可與現在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瑞士聯合銀行（UBS）編纂了一份被廣泛援引的《全球物價與收入》報告。2009年（瑞銀完成全年完整報告的最近一年），紐約一名建築工人的名義稅後工資為每小時16。6美元，而同類工人在北京拿0。8美元，在印度德里拿0。5美元，在肯亞內羅畢拿0。6美元，這一差距比19世紀時要大得多。工業革命造成了富豪統治，但同時使西方中產階層富裕起來，西方的工人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拉開了巨大差距。當發展中國家接納自由市場經濟時，這一差距逐漸縮小，因為這些國家正經歷各自的“鍍金時代”。
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合作密切的林德特教授是“深度歷史”（deephistory）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該學派的學者致力於從長遠角度思考世界經濟——將經濟學研究放入整個人類文明歷史的背景中。林德特認為，當今我們正經歷著的全球經濟變化，在規模上和影響上都是史無前例的。“過去30年我們所經歷的變革比英國工業革命要深遠得多。”他對我說。當今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創新浪潮一波又一波襲來，除舊革新的速度越來越快。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家喬爾莫克是技術革新歷史和工業革命方面的專家，他對此表示贊同。“技術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而且橫掃多個領域，”莫克告訴我，“很可能它將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發展擴大。我們作為個體並沒有變聰明，但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正在積累越來越多的知識。我們可以獲得資訊和技術上的協助，在堆積如山的穀殼中搜尋穀粒——歷史上沒有哪個社會能有如此多的知識，幾乎多如牛毛。”
第5節。
這一強有力的經濟變革伴隨著同樣影響巨大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員弗蘭克利維和彼得特明將變革稱為從《底特律條約》到“華盛頓共識”的轉變。《底特律條約》是1950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同三家大型汽車生產商簽訂的五年條約。這一條約保護汽車製造商免受每年的工人罷工之苦；作為交換，工人獲得了優厚的健康保險和津貼。利維和特明用簡明的“底特律條約”一詞描述了“二戰”後美國所設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強勢的工會、高額的稅收和高水準的最低收入。《底特律條約》的時代對於中產階層而言是一個黃金時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體的差距也縮小了。
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條約》開始土崩瓦解。那10年間，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唱了主角。他們都大幅削減了富人的賦稅——里根將最高邊際稅率從75％減至28％，將資本收益稅的最高稅率降至20％，並且這兩位都嚴格約束工會、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取消經濟監管。
這種“華盛頓共識”也被輸出到國外，其最大的影響和最大規模的檢驗都在社會主義政權中形成。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市場經濟，結束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長達70年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挑戰，幾乎每個人都認為市場經濟是唯一行得通的體制。紅色威脅是頂級富豪接受《底特律條約》和歐洲更為優厚的福利條約的原因之一；而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鼓舞了“華盛頓共識”的倡導者，並幫助這些人創立了一些全球經濟機制，以加固全球的經濟根基。
技術革命、全球化和“華盛頓共識”這三種轉型的風靡引領了一個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的時代，頂級富豪階層再次閃亮登場，這一次其規模擴及全球。研究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學者激烈地辯論以上三種轉型中哪一種是促成前1％富豪群體誕生的最重要因素。意識形態因素促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如果你是“華盛頓共識”的虔誠信仰者，你會認為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客觀的（很大程度上是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