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種投機是喜憂參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們永遠前進，直抵某一目標，又能阻止我們袖手旁觀；壞的方面是我們選定的目標通常是錯誤的，結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個國家充斥著這樣的人，國家也好不到哪去。話要說回來，有目標無論如何總比沒有好，即便有時受盡了苦，也是有勝於無。”
儘管作為美國主要資本家之一的卡內基承認，美國的經濟轉型終結了“社會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還是在美國和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中逐漸深化，這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從很多方面來說，逐漸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間的碰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世界的一大歷史場景。在美國，這種衝突引發了平民黨和進步黨的運動，並平息了當時99％的民眾的不滿，將反托拉斯法、政府監管和收入稅施加於富豪階層。20年後，“大蕭條”進一步激怒了美國大眾，他們要求將更多的限制加在頂級富豪的頭上：在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間構建了一堵防火牆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新政”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對富人徵收更高的稅——截至1944年，最高稅率達94％。而在1897年，即馬丁舉行舞會的那一年，還沒有“收入稅”一說。
在歐洲，社會底層人民從來沒有美國殖民地的人們過得好。工業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第一部脈絡清晰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政治理論——馬克思主義由此誕生，並導致20世紀中葉俄羅斯、東歐和中國發生了激烈的革命運動，從而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取得勝利的共產主義者對自身國界之外也產生了影響——紅色威脅是促成美國羅斯福“新政”和西歐優厚的社會福利體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協至少比冒著被他們顛覆政權的危險要好得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產階級在那些布林什維克黨以“蘇聯集團”之名建立專政的國家裡生活得最為悲慘，他們的生活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而在美國和西歐，頂級富豪與普通大眾的妥協成功奏效——經濟大幅增長，收入差距穩步縮小。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間，美國前1％的富人和其餘人的經濟差距縮小了，前1％富人的收入份額從1940年的近16％降至1970年的低於7％。1980年，美國執行長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到2012年，這一比例飆升至380倍。即使稅收保持在較高水平——最高邊際稅率達70％，但是從1947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仍達到3。7％，如此強勁的經濟增長普遍營造了樂觀和繁榮的氛圍。這是美國中產階層的黃金時代，難怪美國的通俗文化熱衷於銘記這段歷史。西歐國家的經歷大都與之類似——強勁的經濟增長、高稅收和覆蓋面廣的社會福利網路。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再次發生深刻變化。伴隨著經濟轉型，“二戰”後的社會契約原則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今天，兩股極其強大的力量——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動經濟變革。這兩項密切相關的變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40年前，第一批個人計算機就已上市。由於我們總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於是很容易低估這兩者的影響力。技術革命和全球化不論在力量上還是規模上均與工業革命相當，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下，經濟之車完成了換擋加速，馬力全開。細想一下：2010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過去僅僅兩年後——全球經濟增長率逾6％。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數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長率連0。5％都不到。
即使同工業革命後的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相比，技術革命與全球化的變革也是一次巨大的加速。如果說工業革命是將西方經濟從馬的速度加速到車的速度，那麼當今的變革是將世界經濟從平信的速度加速到電子郵件的速度。
而對於西歐和“西方衍支”國家來說，同工業革命相比，技術革命和全球化並沒有帶來新一輪的經濟突飛。（它們幫助保持了2％~3％的經濟年增長率，雖然我們現在認為這是經濟增長的基本狀況，但從歷史上看，這已是超乎尋常的成績了。）
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的貢獻在於，它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發了同工業革命規模相當的經濟突飛——中國、印度和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它們各自的“鍍金時代”。細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國和西方國家正經歷第一次經濟大騰飛。之後亞洲開始快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間，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