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變化，他們按同樣的規程傳授技藝給自己的學徒。這大致體現了社會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觀當今，那些去工廠上班的人在美國國務院裡幾乎沒有發言權。”
在工業革命前，我們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鍍金時代”改變了這一點。卡內基接著寫道，“如今，我們的工廠裡和礦上聚集了上千名技術工人，僱主對他們一無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來，僱主不過是個神話人物。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森嚴的等級已經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視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級的人不會互相同情，而是時刻準備好了詆譭對方。”
這種轉變在美國尤為明顯——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國的歷史觀還沒有完全接受卡內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業社會中那些“森嚴的等級”的存在。美國在建國初期——美國革命時期——是地球上最為平等的國家，建國者也自豪地宣稱這一點。1814年9月10日，托馬斯傑斐遜從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給托馬斯庫珀博士寄了封信。庫珀是英裔美國人，博學多才，他熟習法律，教授化學和政治哲學，當過一所大學的校長。傑斐遜在信中寫道，“我們沒有貧民勞動者構成了我們人口中的大多數，不需要從事體力勞動或專業工作的富人為數極少，而且他們僅擁有適量的財富。大多數勞動者擁有財產，有地可耕，他們透過自己的勞動從富人和能人那裡索取報酬，只需要適度地工作就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而另一方面，過著舒適生活的富人對歐洲人所謂的奢華完全沒有概念，他們比勞動階級擁有更多使生活更為舒適和體面的物品，但僅比製造這些物品的勞動者多了一點點而已。還有什麼樣的社會狀態比這樣更令人滿意的呢？”
傑斐遜將這樣一個阿卡狄亞式的平等社會同貧富差距顯著的英格蘭作了對比：“現在，讓我們計算一下兩個國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蘭，幸福只屬於貴族。你比我更清楚他們同勞工和窮人之間的比例。假設貴族在100人中佔4人，那麼這個國家的幸福和苦難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國，這一比例是800萬∶0，換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沒有一絲苦難。”20年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訪問美國，回到法國後他寫道：“沒有什麼比美國人民的普遍平等狀況更觸動我的了。”
在傑斐遜和托克維爾的眼裡，美國相當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瑞典。經濟史學家彼得林德特和傑弗裡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資料已經證實了這一歷史。當時美國的13個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區——明顯比其他國家更為平等，而英格蘭、威爾士和荷蘭這些國家將很快見證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
“即使將黑奴納入總收入分佈的統計物件，1774年的美國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佈最為平等的地區，儘管和其他國家的差距已經變小了。”林德特教授說。
當時，造訪者和美國人除了將美國視為一塊平等的土地，還認為殖民地的人比家鄉同胞要富裕——這畢竟是移民美國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還用了一個重要的特例證實這段歷史：除去精英階層不算，主張平等主義的美國比英格蘭更加富有。當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國人時，將他們同英格蘭的土地貴族相比，連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種植園主也成了可憐蟲。雖然今天我們稱之為中產階層的那些美國人顯然比英格蘭人更為富有，但後者前2％的富人實在是太有經濟實力了，以至於英格蘭整個國家的平均收入幾乎與美國不相上下。
“在美國找不到能與英國貝德福德公爵相匹敵的人，”林德特教授說，“連最富有的查爾斯頓黑奴主都敵不過英國的土地貴族。”
在主張平等主義的美國——甚至在主張貴族統治的歐洲——工業革命使得社會財富“水漲船高”，同時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工業革命的程序令人痛苦的原因在於：成為失敗者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技術熟練的紡織工等勒德分子從自身角度出發，搗毀使手工藝變得無足輕重的機器，他們的動機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統治的社會里，工業革命的“創造性破壞”對於許多有誠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實上，正是他們——渴望成為富豪的人——那令人動容的傷感促使馬克吐溫寫出了為該時代命名的小說。
馬克吐溫和查爾斯杜德利華納（《鍍金時代》的合著者）在倫敦版小說的前言中寫道，“在美國，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自己的如意算盤——不論是在社會地位方面，還是在財富方面。我們想在《鍍金時代》中闡述的正是這種四處瀰漫的投機心理。對於個人和國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