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也遠遠不是草根立場那麼簡單。小說中最為動人的，是工人作為企業的主人翁，面對國有企業的破產所產生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或許，從宏觀上而言，國企重組，工人下崗，是工業改革推進的必由之路，但相伴而來的，落實到每個個體身上的現實問題，卻不是輕輕鬆鬆能夠解決的。當個人命運、個人前途與改革命運、社會前途不合拍的時候，歷史喜劇的車輪之下往往是一個個個體的悲劇，而個體的悲劇整合在一起，又往往能夠從某種程度上增加歷史命運的多義性。對這種多義性的挖掘和探索，正是文學的用武之地。在目前的文學創作格局中，“下崗工人”這個新興群體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改變，還是一個新課題。曹徵路用自己多年工人身份的經歷，用置身深圳這個社會變革的前沿地帶的見聞感觸，敏感到了這個巨大的社會變化，並由中篇而長篇，由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個體走向多層次、多內涵的“勞動力”群體，走出了一條關注工人階級命運的文學之路。
剛剛問世的《問蒼茫》，被稱為“像報告文學的小說”，這是對小說紮實的生活基礎和秉筆直書的敘事態度的高度讚賞。部分章節在現實主義文學的重鎮《當代》雜誌刊發之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小說從發生在深圳一家臺資企業的*寫起，將老闆、執行經理人、工人、勞動局的幹部、知識分子等各色人等編織而成的現代勞動體系之網，絲絲入扣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勞資矛盾是推動小說敘述的全部動力，而在勞動力群體中尋求與資本對話的中堅力量，從而達到社會生態結構的再平衡狀態，則是小說全部的主旨所在。儘管，以一部小說的弱小身軀可能承擔不了這樣宏大的社會責任，也難以開出什麼藥方，但文學敏感於社會變遷，並敢於和能夠對宏大的社會生活發言，在當下的創作環境中彌足珍貴。
閱讀《問蒼茫》這樣的小說，直衝到面前來的是堅硬的生活質地，不可迴避的矛盾糾葛，以及讓人感同身受的現實氣息。有紮實的生活基礎做底，有深厚的現實關懷為根，作者駕馭起矛盾來顯得深思熟慮，有張有弛。小說大致分兩條線索行進，一條是臺資企業內部，一條是企業所在的幸福村。前一條線索中，進城的農民工、內地來的工人、國有企業的下崗書記、投機分子共同構成了勞方，而他們與資方多層次、多側面的糾葛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資本運營的牟利本質。後一條線索中，大學教授、勞動局的幹部和村長組成了一條亦官亦商的經營之道。兩條線索互相補充，互相襯托，凸現了中國式勞資關係的全部豐富含義。小說中的人物，尤其是其身份本身就戲份十足的人物，比如已經成為“工賊”的私企“書記”，比如變成村長的筆桿子的大學教授，都在各自的利益鏈條上認認真真的經營，最終發現他們只不過在資本的大手上翻了跟頭，從來就沒有什麼個人價值。恩格斯說，“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或許在這個軸心的作用下，勞動力一方尋求個人價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小說中每個個體的身份變化，反應的都是整個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在以點及面，由表入裡，以史鑑今的敘寫中，《問蒼茫》深刻觸及了中國社會由農業轉向工業，由傳統轉向現代的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變化，它既可以作為深圳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深刻總結，也可以作為*《資本論》在中國的文學案例。
從創作的角度而言，時下溫軟的“耳語式”寫作之風氾濫，越來越多的作家侷限於“身邊現實主義”和“個體現實主義”，“底層寫作”越來越失去生活基礎和情感根基，變成“訴苦文學”、“安慰寫作”，日益失去批判的聲音。而曹徵路始終嚴肅地、賣力地秉承著批判現實主義風格，他深刻體察社會現實、批判認知底層生活，憂患一個階層的變遷和未來社會的發展，這些都使得他在表達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的時候保持著高亢的音調。“文學寫作為什麼人”的問題，“美學的和歷史的”問題，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等等，這些關乎文學存在價值和意義的話題，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因為《問蒼茫》的出現而擁有了新的內涵，也理應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問蒼茫》的創作完成於2008年10月，出版時間在2009年年初，聯絡全球金融海嘯給中國帶來的衝擊，尤其是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衝擊，不禁感嘆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的敏銳觸覺。而在《資本論》在全球掀起新一輪的熱銷狂潮，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紅色文學重新流行的背景下，再來看《問蒼茫》，會驚喜於它的強大的預言效應，和對社會問題的深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