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於二戰初期，盟軍在戰場幾乎捕不到日本俘虜。在敵眾我寡，取勝無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殺，就是拉響手榴彈與對方同歸於盡。比如，在攻打沖繩島的戰鬥中，美國死亡多達五萬餘人，守島軍民無一投降，二十多萬人全部為國捐軀。究其原因，除了甘願為天皇效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他們沒有任何退路。關於這一點，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裡這樣比較：西方軍隊面臨寡不敵眾的局面，在盡了最大努力之後依然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這時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無論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而日本軍人則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榮譽就是戰死到底，在絕望的情況下，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自殺或者赤手空拳衝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決不應投降，萬一受傷後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會感到從此再也抬不起頭來，因為他喪失了名譽，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了。可見，日本軍人的愛國，是以生命為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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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國中之國”
考察一下派駐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狀態，便可知曉。正如一位日本社會學家指出的那樣，他們是揹負大和文化“密封倉”來到國外的，其中任何一個成員如果接納了外人，或者融入當地生活，就會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壇公園以東有一棟八層樓的封閉式公寓，裡面住著上百戶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駐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屬，外人無從知曉其中的生活，他們在裡面完全過著日本式的生活，儼然國中之國。聽我的一位已經成了人家媳婦、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說，他們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這已是全體成員的默契。這使她深感為難，她身在祖國，卻又不在祖國，好像在一個玻璃罩子裡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親屬，她國內的朋友至今還沒有一個人到她那兒去拜訪過，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屬們成立了各種協會，諸如烹飪啦，書法啦，花道啦，中文會話啦，幾乎每天都有活動，忙得不亦樂乎。若碰到必須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們決不透過私人關係，而是透過外交服務公司介紹，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人可能的介入。她還告訴我，有一個大阪商社的年輕人，因為和外人有交往，公寓的人先是勸告，後是警告，最後全體同他斷絕了來往。後來他只好搬了出去。
一位日本心理醫生稻村博寫過一篇長達二十多萬字的調查報告，題目就叫《日本人的海外不適應》。報告裡列舉種種事例，細述日本商社在海外的社員及其家屬因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而產生的種種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狀，讀來簡直慘不忍睹。這些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經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外語低能，不善社交，容易同保姆、僕人和異國的下屬發生誤會、爭端，直至慘遭殺害，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人在國外呆了十多年，依然不會說那個國家的語言，甚至連日常生活都難以應付。
駐海外的日本人甘願以如此大的代價，拼命地維持“國中之國”，理由只有一個：唯恐喪失作為大和民族一員本來應有的民族根性和母語表達技巧。這種強烈的“戀母情緒”，不能不歸因於東瀛島國特殊的凝聚力。它使日本人一旦離開自己國度，就會六神無主，除了躲進“國中之國”成一統，別無他法。日本人類學者中根千枝在《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一書中這樣寫道：“從事各種職業而在國外生活的日本人無依無靠、寂寞和焦躁的心情幾乎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內心是一種在國外被流放的囚徒一般悶悶不樂的心情。”
一位日本社會學家這樣描述日本人：從外部看日本，看到的是由許多人圍成的圓圈的群體，無論從哪個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個個後背，而看不到一張清晰的面孔。這是對日本人的集團性/愛國心的一種生動隱喻。
那麼，什麼才是這種集團性/愛國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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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的精神風土（1）
若干年前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公開宣稱：“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國”，引起輿論大譁。其實早在此前日本泡沫經濟鼎盛的時候，前首相中曾根就發表過類似的意思：“日本種族是傑出的，因為自天照大神時代以來，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純酒那樣純潔。”他將日本人與西方人比較，認為日本人在西方與法國人最接近，但優於法國人；美國人不如日本人聰明，美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國的總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