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為共產黨的好朋友。鄧寶珊原是西北軍將領，被蔣介石從甘肅排擠到榆林。這個扼守延安東北通路的國民黨上將，從不參加反共軍事行動，緩解了陝甘寧邊區北面的壓力，還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延安抗大學習。
1942年春節，國民黨派駐晉察冀邊區的書記長田崑山路經延安。交際處長金城認為這人是個老右派、老特務，不予交往。毛澤東卻對金城交待：工作的重點一定要放在爭取團結頑固分子身上。毛澤東說，我們調查過國民黨的一個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頑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對頑固派特務也要做具體分析，不能都看成堅決反共或願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說他們都是親日派漢奸。對國民黨頑固派中的多數人仍要爭取聯合抗日，至少迫使他們在反共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只有這樣才不會把國民黨頑固派和國民黨特務集團看成“漆黑一團”，在與他們的鬥爭中“束手無策”。毛澤東親自與田崑山長談。會見後田崑山對金城說：勾結日寇反共是可恥的
第六章 反間諜與反間計
以“拉出來”對“拉出去”（3）
抗戰期間的中國政壇趨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臺較量。蔣介石慣於運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輿論紛紛譴責。毛澤東、周恩來則眼界寬廣，中共的“拉出來”不只是搞情報，還包括搞統戰，搞外交，廣交朋友。
最危險的“美帝國主義”，也來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軍觀察組飛抵延安。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蘇聯和美國變成盟友，中共也與美國合作抗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可不簡單，領隊包瑞德上校是中緬印戰區美軍參謀部的情報官員，中國通謝偉思、戴維斯是中緬印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上將的政治顧問，如果說這個觀察組的成員都是特務，並不過分。
中共中央為了接待這個美軍觀察組，特意成立一個外事組，中央辦公廳的楊尚昆任組長，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際處長金城任副組長。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的當天，毛澤東親自宴請交談，八路軍作戰室敞開參觀，交際處架好無線電天線，聯防司令部騰出最好的石頭窯洞，這種態度，這種效率，頓時使得美軍觀察組感到延安的善意。國民黨倒是號稱與美軍友好，可美軍要求在重慶架設一部無線電天線，居然要十幾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間抗日大方向一致，情報合作互利互惠。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實情，也為中共帶來外面的報刊資訊，定期航班還為各根據地領導幹部往來延安提供方便。這種合作一直貫穿到抗戰勝利，新上臺的杜魯門政府傾向反共，美國支援國民黨發動內戰，這個觀察組才撤離延安。
抗戰期間，中共對美工作相當成功。重慶的美國新聞處中，就有多名中共黨員協助工作。中緬印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上將始終主張使用八路軍抗戰，招致堅決反共的蔣介石與美方攤牌，撤換了史迪威。蔣介石丟失大陸後，美國掀起麥卡錫主義反共浪潮，謝偉思和戴維斯還遭到政治迫害。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美之間建立外交關係，抗戰期間的駐華美國人士也恢復了名譽。他們認為，若是按照當年延安的勢頭去做，中美不至於交惡30年！
中國人最講信義，中國人珍視友誼。好交友，重信義，這種美好的人類道德具有極強的穿透力，有時甚至能夠跨越敵對的陣營。世間無非敵我友，能夠團結自己，結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夠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在敵人陣營之中結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第六章 反間諜與反間計
中統特務頭子變成中共特別黨員（1）
無論國民黨的“拉出去”還是共產黨的“拉出來”，大家都在製造“叛徒”。變化頻繁的中國政壇，似乎從來不缺“叛徒”。
中共保衛部門最恨的就是叛徒。
對於長期處於秘密狀態的中共，叛徒始終是最大的安全威脅。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
隊”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國民黨破獲白區幾乎全部地下共產黨組織，靠的就是顧順章等叛徒。
抗日戰爭期間，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又會在工作場合遇見過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閻錫山利用這種矛盾，有意在犧盟會中使用大量叛徒幹部，壓制共產黨員。如何對待叛徒，就成為對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驗。1942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總結概括情報工作的政策，明確提出：“對於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