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顧慮，犧盟會中的共產黨員注意團結爭取過去的叛徒，兩股力量聯合對付山西的頑固勢力，有效地控制了犧盟會和山西新軍。
連叛徒都可以使用，情報工作還有什麼禁忌！延安的情報、保衛部門思想活躍，展開關於反間諜方針的討論。邊保的布魯提出“化敵為我，化我為敵”，中社部的陳龍、慕丰韻等人有不同意見。敵我之間的利用關係，不一定能實現完全的轉化。後來，這個方針確定為“化敵為我服務”，決定大膽使用國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邊保還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內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報組織建設方針，強調重視拉出來、強調重視建立內線、強調重視上層。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躍了。中情部與各分局社會部大膽開展工作，積極在敵特機關內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電臺的王超北，遇到一個線索。1941年，地下黨員武少文告訴王超北，老相識李茂堂希望重新為黨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後來都被敵人逮捕，王超北出獄後重新接上組織關係，李茂堂卻自首留於中統，兩人分道揚鑣。身在中統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抗日戰爭爆發後，正在中統蘭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黨，就委託表兄武少文來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將此事向西安八辦請示。經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聯絡李茂堂。
為了更好地為黨工作，李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