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北京青年報》、《世界博覽》、世界知識出版社都收到過“嚴禁發表唐師曾關於伊拉克言論的文章”的規定，因為我的觀點與主旋律嚴重牴觸。
現在大家都聲討薩達姆，老鴨又站出來發怪聲，這小子大概腦子進水了。“腦子進水”那是醫生說的，是“科學診斷”，我壓根就不信“科技主義”。機器打勾判卷子，那是考託福，考駕照。我在美國考駕照，就碰上過判答案的卡板順序顛倒害我重考的經歷。那還是頭號超級大國的頭號超級機器呢。科技主義培養不出有情感的人，無論給我簽名的薩達姆被處死，還是與我合影的沙龍變成植物人，都讓我同樣難過。隨後幾天，我又貼了卡扎菲的簽名，他們納悶，這小子要幹什麼？他們不知道，我這裡還有沙龍的呢！我要用我親歷的中東演變，說明世界的多樣性、多變性。世界不是毛主席的“我們就是要一邊倒”，也不是我們習慣的非黑即白。我承認冷戰結束後，科學技術導致世界單極化，但恰恰如此，老鴨才要鼓吹單極政治下的文化多元論。
一個好記者應該客觀、公正。我讓薩達姆簽名的時候，也沒耽誤我採訪拉賓、沙龍……2000年我出版《重返巴格達》一版一印15萬冊，2002年我還出版《我在美國當農民》，一版一印也是15萬冊。都說沒到過中東的記者不叫記者，我到了中東，嚴格說也不算記者。區區一個攝影記者，如果僅僅拍照，不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條約等，很難有什麼出路。我在中東只是盡了一己之力，設法用各種手段介紹交戰各方的不同背景。《我從戰場歸來》、《我鑽進了金字塔》、《重返巴格達》、《我在美國當農民》……幾本書都同樣暢銷，說明人民有迫切要求，希望瞭解世界。我不可能永遠預測正確，長期離開火熱的沙漠，就會變得遲鈍。我一直努力用世界記者的標準訓練自己，追求新聞的客觀公正。可能我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斷地犯錯誤，但是大的方向還算基本正確。應該承認，我的中東同行的成就都比我大，進取心也比我強。我前期考試及格，是為黨和國家服務，後半期是病休鴨子，靠自己的愛好工作，人單力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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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時代的舊事（13）
世界格局優勝劣汰
我認識一個小孩兒，她上學時我就認識。她有一本我1994年版的《我從戰場歸來》。第一次見她是在三聯書店，她從背後用雙手矇住了我的眼睛。從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畢業時，她放棄了外交部的工作，進了新華社。我曾經給她一些有用的建議，例如，購買什麼型號的照相機，怎麼使用反轉片，並支援她去中東。我還支援她往社會上投稿，筆名“胡笳”，像曹操碰到的寫《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她有雄心，也很能幹，在新華社得到高度表揚，有“戰地玫瑰”之稱，很有可能成為十七大代表。後來她選擇離開了，我堅持認為這是一個壞的選擇。年前，新華社領導還對我說，她走了真可惜。可惜是可惜，可是在巴勒斯坦當一輩子記者，如果不與美國發生關係，即使把事情弄得天大，也不算新聞。因為阿拉伯語僅僅是地域性語言，阿拉伯語的思維方式也是地域性思維方式。這倒不是她業務水平不高，工作不努力。我分析內在原因是她上的是“北二外”，“北二外”的長處在於培養導遊或旅遊人才，缺乏University的綜合背景；外在原因是她的工作沒有拓展開，也就是沒有與美國發生關係。只有與美國發生關係，包括對抗，才能成為世界新聞。這是海灣戰爭能讓我出名，科索沃戰爭能讓呂岩松出名的原因，我們都和美國發生了某種關係。另外，綜合大學的教育背景，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呂岩松是北大俄語系的，閭丘露薇是復旦新聞系的。比如我老鴨，如果伊拉克不與美國作戰，我就是雞腦子打出狗腦子來，也沒人會看。唐老鴨之所以在中東崛起，是因為老鴨和與美國叫板的卡扎菲、薩達姆連結上了，也和與美國唇齒相依的拉賓、沙龍連結上了。
美國代表了空間上的世界，也代表了時間上的歷史潮流。世界格局優勝劣汰，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現在的八國集團，大體上就是當初的八國聯軍。這既有科技和經濟上的問題，也有政治制度、宗教傳統、文化上的劃分。那會兒，八國聯軍的瓦德西元帥還說德語呢，現在“G7”、“G8”國家，有一半都說英語了。
我們小時候把一切外國語，德語、日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還有阿拉伯語、塞瓦西里語、烏爾都語、波斯語等都叫外語，但現在我們說的“會外語嗎？”卻百分之百指的是英語！這可毀了那些留蘇學生，一聲炮響，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