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和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單純的科學並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缺乏民主，片面追求科技就是生產力，就會毀林造田，盲目大修水庫，大鍊鋼鐵……毫無疑問，在一定範疇內，以上做法都是以科學為基礎的，但是由於缺乏其他保障，“播下的是龍種，而孵出的是跳蚤”。
CCTV－10播出過我拍的《唐師曾走馬黃河》。我在河南、山西、陝西黃河大拐彎處跑了很長時間，採訪了當地群眾。那裡有一座巨大的三門峽水庫，當時，這座水庫嚴格按照科學計算，可是動工後，中蘇因政治分歧決裂，水庫蓄水沒有達到科學計算的水位，而使數以萬計的文化瑰寶遭到破壞，人民遷徙，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日本是典型的科技主義國家，一門心思地“脫亞入歐”，近一個世紀保持科技先進，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在精神層面卻空洞單薄。德國肯為謀殺猶太人向全世界謝罪、賠償，可是日本至今不承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這與科技主義瘋狂追逐權力、利益的價值觀有直接的關係。
亞洲沒有經過歐洲的啟蒙運動，政府與國民普遍存在盲目種族優越感，根據功利限制資訊來源，領導人為自身政治利益胡亂強調國家意志。在這種環境下，科技主義推動商業社會，必然不尊重生命。士兵一面甘受長官的非人虐待，一面邪惡地蹂躪比自己更弱小的種群。他們缺乏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缺少奧林匹克“費厄潑賴”的體育精神。科技主義造成情感退化，奧運冠軍靠興奮劑出奇制勝。新人類缺乏坦誠交流的能力，缺乏想象力、感受力，把人與人的交流簡化為獲取資訊、獲取商業利益。資訊消解知識，知識消解智慧，而數字化和網際網路，更是助長了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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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時代的舊事（12）
我們的力量與我們的知識成正比
在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之前，康帕尼拉（Campanella）就說：“我們的力量與我們的知識成正比。”（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培根力主對科學目標和對科學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如果人的本性不改變，那麼一個世紀的發明，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製造更大的問題。所以，對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的教育，應該更普遍、更自由。
剛才用一大堆廢話作了鋪墊，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新發明的“語像”上。“語像”的發明，源自我以往的日常工作，那就是傳真照片。黨培養了我的世界觀，我以我的科學知識、社會知識指揮自己工作。我確定自己的採訪題材，透過技術手段表現我的採訪目標。我靠我的體力背長槍短炮，我靠我的牛馬勞動四處奔波，“掃大街”，把社會上的雞毛蒜皮“掃”回來，編輯後交給組織，把滿地雞毛變成一朵朵金薔薇，這就是新華社每天向全世界播發的傳真照片。
拍不拍、拍什麼是我的事，發不發、怎麼發是黨的事。當然，這中間也有我的個人突破，比如卡扎菲、薩達姆都給我簽過字。撇開他們的為人、政治生涯不談，作為記者，我能在一線和他們正面接觸是我的手段。有人批評我說，唐老鴨，你除了有他們的簽名、與他們合影，其他什麼都沒幹。我認為這麼說不公正，我的職業是攝影記者，我已經拍完新華社要求我拍的照片，工作之餘，我還能合影，還能寫特寫，還能寫暢銷書。我已經超額完成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了。領導我的歷任攝影部主任徐佑珠、徐祖根都稱讚我幹得好。現在的徐祖根主任甚至當眾說：“唐老鴨的拍攝、寫作水平比我和我們這些人都高。”難道你們非要我從沙龍嘴裡弄出什麼情報來？公開使用的資訊才叫新聞，秘密使用的那叫情報。我希望我的讀者透過我的書“瞭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這是海灣戰爭後，我在我的第一本書《我從戰場歸來》前言裡寫過的一句話。
那天，我把薩達姆的簽名貼在網上了。好心人立即跟帖：“老唐啊！這都什麼時候了，你怎麼把薩達姆的簽名貼出來了。”好像我拿出這個來會引發世界末日似的。因為按照我們的哲學，“識時務者為俊傑”，聰明人是跟風走的。唐老鴨耳不聾，眼不瞎，應該是聰明人，可怎麼老幹不長眼的事兒啊。言外之意，現在全世界都看審判薩達姆的熱鬧，該順著潮流說好話才是。
可我不這麼認為，我有作為一名記者的心得。我是記者，不是演員，需要一個人遠行。我應該把我看到的和全國人民分享。當初電視臺一致挺薩達姆，等著看美軍的笑話，老鴨張開鴨嘴散佈異類聲音，說美國要做的，基本沒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