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海圖被“相信繪成於永樂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於由鄭和艦隊帶回來的大量資訊，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資訊）”。（10）到現在為止，茅坤圖僅有部分被翻譯過來了，就像我寫作一樣，研究中世紀中國的學者們也正在研究這些殘存遺物。茅坤圖和《武備志》（Wu Pei Chi）的譯本，以及那個時代的其他文獻的譯本，幾乎都註定能為偉大的中國航行的研究提供進一步的證據。探尋發現更進一步的記錄將會於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正式開始。（11）
寶船從古裡開航，乘著東北季風的尾聲進入印度洋，然後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陸，將出使中國的人員送返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港口—500年之後，在英國皇家海軍紐芬蘭號（HMS Newfoundland）潛艇上，我們仍沿著這條航線航駛。整個艦隊對每個非洲國家都一一到訪，顯然是極不經濟的行為，所以在他們的艦隊會分開這一點上幾無疑義：一支將大使們送歸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馬利亞Somalia）；另一支前往東海岸中部的桑給巴爾（Zanzibar）；第三支向南遠航至基盧瓦（Kilwa）（今坦桑里亞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歸他們自己的國家之後，茅坤圖顯示所有的船隊會合於索法拉（Sofala靠近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三比克Mozambique境內）。
找出會合地點肯定會是一個大難題，因為在中國艦隊從印度駛向###（Africa）的航程中，中國人的領航星北極星將會越來越沉向地平線，並最終於索馬利亞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緯3’40°的地方變得看不見了。直到他們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顆像北半球的北極星那樣的領航星來完成同樣的目的，否則他們會駛向不知之地。他們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來指示方向，因為他們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極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們還沒有找到可以用來判定所處緯度的星星。要確定那麼一顆供判定緯度的星星的話，船隊將不得不遠航到極南處覆冰的水域。考慮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約115英里的速度（根據中國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殘存記錄的平均速度），這樣在每個港口最多有一週的時間去補充給養（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艦隊完成將各國的使員和大使送歸他們的本國港口的任務的話，可能要到永樂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個月前離開中國，至他們到達會合之地並從索法拉出發這一時間，海軍上將們已經航行了約有一萬餘英里的里程。雖然他們在兩年內不會返航，但是他們一定會在航行所經之處留下路標。中國人對於他們的偉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鄭和在中國樹立起來的碑一樣，他們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欽Cochin）與古裡附近和斯里蘭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與此類似的碑刻。恰是為了這個目的，一批曾修建過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帶到艦隊之上。此類石碑的發現將會證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證據鏈條中有決定性意義的環節之一。從鄭和在劉家港天妃宮所樹建石碑上的銘文中，我瞭解到他們在第六次航程中，約航駛了六萬英里—幾乎環繞地球兩次。（12）《武備志》和茅坤圖僅涉及到中國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沒有中國人文獻記錄的幫助，我怎麼可能搞明白他們航駛有多遠，橫越過什麼新大洋以及發現過什麼新陸地？
15世紀的另一群偉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轉向的求助物件。我最初的直覺一直是到地圖中去尋找證據。大英圖書館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圖的複製件，這些地圖是一個富有的埃及人約塞夫·卡邁勒（Youssuf Kamal）親王蒐集的重要藏品。這幾幅地圖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訪問過非洲東海岸，並經常從波斯灣出發航至非洲收羅奴隸。雖然可依靠優勢風力，但是他們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暫停留，從來不冒險橫跨印度洋的季風帶。他們順著東北季風從波斯灣開航，沿著桑給巴爾航駛，有時甚至向南遠航至基盧瓦（Kilwa）和索法拉，然後滿載奴隸的悲慘之船乘著下一次西南季風回到波斯灣。我未能找出一幅單獨的能精確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東海岸的阿拉伯海圖。
第四章 繞過好望角（4）
在那個時候，雖然從未見過但我知道有一幅顯示印度洋和###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