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重要物證交給中國，日本右翼勢力知道後肯定會再一次攻擊、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贈儀式上，滿頭白髮的東史郎言語鏗鏘有力，神態堅定。他再三地向全體與會者表示著對侵華戰爭的懺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體中國人說著“對不起”。
在儀式上，面對著白髮蒼蒼的捐贈者東史郎，面對著如此珍貴的文物史料，面對著江蘇省和南京市政府新聞辦的領導，面對著眾多媒體的眾多記者，我代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表態，一定要保管利用好這批歷史的見證物，充分發揮它的史料、實證和歷史教育的價值。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組織翻譯出版中文版《東史郎日記》，讓一個曾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親自告訴全世界：1937年，南京發生了什麼？我們決定立即翻譯出版中文版《東史郎日記》。
要出版書籍，首先要取得版權。
我們分秒必爭。儀式剛一結束，我立即將東史郎先生請進紀念館貴賓接待室，直截了當地向東史郎提出了我們的想法。
不知東史郎是早有思想準備，還是為剛才的捐贈儀式所感動，竟滿口答應放棄一切版稅（費）要求，並愉快地用毛筆，在一張長 米、寬 米的宣紙上，公公正正地寫下了授權書，大意是：⑧
我於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在這個期間，記錄了戰場上真實的日記，誠摯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同意贈送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在戰場上使用的軍旗、勳章一同贈送貴紀念館，同意翻譯出版東日記。
日本京都府丹後町 八十六歲 東史郎
一九九八年八月
這是東史郎對我們的信任。望著未乾的墨跡，我心裡暗暗地在想。
決不辜負東史郎的信任，成為我發自內心的一股動力。
版權有了，如何籌措出版經費呢？
我打算把它和選擇出版社一併考慮。
我主動找到了江蘇教育出版社，因為該社此前曾與江蘇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譯出版《拉貝日記》，對此類書籍有著較高的政治熱情，我作為該書的歷史顧問，參與部分工作，彼此間有著愉快的合作經歷。此外，我還得知，該社經濟實力雄厚。
果然，聞訊後，該社徐崇文副社長（現為總編輯），立即率領章俊弟博士和負責版權工作的俞惠洵小姐，來館裡與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當我提出東史郎雖然將中文版權授予本館，但館方沒有任何經濟要求，只要能將書保質保量地早日問世，並贈送一些書作資料留存即可。
該社如此輕易地拿到了該書版權，他們沒有想到館方會有如此合作的姿態。儘管如此，該社裡還是有不同的聲音，擔心書出來後，市場不好銷，風險太大，建議最好找個單位包銷一部分書籍。還有的認為應像出版中文版《拉貝日記》那樣，向江蘇省人民政府申請專項經費，並只印5000冊，以降低可能出現的虧損風險。
面對不同的聲音，該社社長趙所生、副社長徐崇文沒有退縮。他們憑藉多年來在出版市場上磨練出的特殊判斷力，毅然決定獨立出版中文版《東史郎日記》，而且全部精裝版，不出一本簡裝版。
說實話，我也為江蘇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為中文版《拉貝日記》出版時，雖然有政府資助，但還是出了部分簡裝版。況且當時東史郎的名和事雖然已經在媒體上披露，可是東史郎在社會上的知名度遠沒有現在這麼高，特別是還有不少中國人，從感情上難以接受他。
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隨著《東史郎日記》案的二審、三審敗訴，以及中國國內聲援東史郎活動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中文版《東史郎日記》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萬冊。有人說，一本書可以救活一個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雖然不需要“救活”，但創造了一個奇蹟，名利雙收。後來，該社曾幾次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中文版《東史郎日記》，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冊，凸現了強社的大氣。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第五章：接受東史郎捐贈日記（7）
江蘇教育出版社迅速組織了以楊九詮主任、章俊弟博士為主的編輯力量，聘請了南京大學日語專業的部分教師擔任本書的翻譯工作，他們的具體分工是：張國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麗影、陳娟，第三卷；王奕紅、沈琳，第四卷；範玉榮，第五卷。張國仁教授做了組織工作。另外，曹莉、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