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當年東史郎出征時，鄉親們為勉勵他打勝仗而籤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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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東史郎捐贈日記（5）
在這一過程中，記者們頻頻按動手中的照相機，鎂光燈閃爍，記下了這一有意義的時刻。
隨同捐贈的，還有一批紙質證書。這些證書有：日本賞勳局總裁下條康磨，於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給陸軍步兵上等兵東史郎的功七級金至鳥鳥勳章證書、勳八等白色桐葉章證書及壹仟叄佰元證明書，以及上述兩枚勳章的紙質證書，一份編號為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五號，另一份編號為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六號，上面均蓋有“賞勳局總裁印”紅色印章。從編號數字上看，當時得到這種勳章的侵華日軍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勳八等白色桐葉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於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頒發給東史郎的編號為第二五八四九號銀盃證書，上面印有田中角榮的親筆簽名和 “內閣總理大臣印”鮮紅的印章。
那張東史郎的銀盃證書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頒發的，那年正值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竟然來了兩手，一方面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一方面又給侵略中國的日本老兵發證書以示撫慰。從一張紙中，映出了日本當局的實際心態。
捐贈日記時的東史郎，應該說其心情不錯。除了可從他慷慨捐贈一批珍貴的文物資料看出來外，還可從他在一個長27公分、寬23公分的黃底金邊的紙牌上，親筆題寫的“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中日友好 東史郎”的硬板紙牌，並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舉動上表現出來。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認為在東京高等法院的二審判決中，一定能夠勝訴。
我拿到這些東西后，仔細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們的模樣。功七級金至鳥鳥勳章是一枚上部為綠白相間的綬帶、中間墜有黃色的金至鳥鳥形狀、下部為兩隻盾牌、兩把軍刀和鳥翅形狀的獎牌。勳八等白色桐葉章上部為紅白相間的綬帶、下部墜有白色桐樹葉形狀的獎章。還有一枚###事變從軍紀念章。
當我手捧日記、勳章和其他文物時，心情既激動又複雜。雖然會議已經結束，但是，我望著紙質微微發黃的日記，陷入了沉思。我想：這應該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關注的日記，同時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記，是日軍暴行的鐵證。
會後；我再度與《服務導報》記者李曉玲合作，寫了一篇題為《昭示世人——“東史郎日記”捐贈紀實》的文章，向人們詳細地介紹了這次捐贈的情況：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日記靜靜地擺在人們面前，雖然有點舊，有點破，但人們全都以不同尋常的目光看著它。
10時許，日記的主人、原日本侵華部隊十六師團步兵二十聯隊三中隊士兵、現年86歲的東史郎，親手將它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日記同時捐出的，還有東史郎的3枚勳章及他曾經用過的日本軍旗，他要將它們作為那場不義戰爭的罪證，昭示世人。數十名記者，用鏡頭、相機和筆記錄下了這一重要時刻。
1937年8月，25歲的東史郎跟隨部隊侵入中國，從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後又殺回河北，接著又“掃蕩”了徐州、武漢、襄東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應召參加侵華戰爭。1945年8月，他在寧波、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記是1937年9月開始寫的，一直記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計2000多頁37萬多字，詳細記錄了那段時間他的部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
這次捐出的日記，一部分為戰時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則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國時重新抄寫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運長久”字樣的日軍軍旗，密密麻麻地籤滿了東史郎出征前鄉鄰們的簽名。當年，東史郎用槍挑著這面旗，率先攻進了南京四方城。
因為東史郎作戰“英勇”，1940年日本陸軍部頒發給他3枚勳章：“功七級金至鳥勳章”、“勳八等白色桐樹葉章”、“###事變從軍紀念章”。其中，金至鳥勳章為每600名侵華士兵中只有一人能獲得。
第五章：接受東史郎捐贈日記（6）
基於對那場戰爭的認識和反省，他在日本公佈了他的戰時日記，由此遭到右翼勢力的攻擊。今天，他又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