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南京的。
午後2時30分，日本“南京事件歷史調查團”一行，徑直去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憑弔。東史郎在鐫刻著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難者”石碑前長跪不起。考慮到他畢竟是年近八十歲的人了，工作人員勸他起來，他還不肯，要求多跪一會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我是原侵華日軍第十六師團二十聯隊計程車兵，今天，我這個東洋鬼子是特意來向南京人民謝罪的。”當時，他在館內見到每一箇中國人都鞠躬謝罪，不停地彎腰，不停地鞠躬，嘴裡還不停地說：“我有罪！我有罪！”
第二天，東史郎提出還要去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別人提醒他，你已經去過那裡了。他回答說：“我昨天在館裡時，頭腦裡一片空白，什麼也沒看到。所以，還是想再去看看。”
從他的這段話中，可看出當時他的心情緊張到什麼程度。一個長期把戰爭時的犯罪行為壓在心頭的加害者，當他第一次面對受害者的時候，出現這種心理恐慌症是可以理解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南京人並沒有對他進行報復，反而很有禮貌地接待了他，這使他內心十分感動，進一步增強了他向中國人民反省謝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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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識東史郎（2）
次日上午，東史郎一行先後拜謁了清涼山和草鞋峽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後又去了位於中山陵靈谷寺的西窪子村，憑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東郊叢葬地紀念碑”。他們面向紀念碑深深地鞠躬，向亡靈謝罪。之後，訪問團的其他成員全都離開了現場，東史郎卻久久站在紀念碑前低頭沉思，面對死難者作心靈的懺悔。
14日下午，應東史郎的要求，訪問團一行再次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並與夏淑琴、唐順山、郭立言、陳光秀、吳旋、劉再樹、陳德貴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見面。
在聽取了夏淑琴、唐順山等人的證言後，東史郎誠懇地說：“我是侵華日軍老兵，也就是你們中國人所說的東洋鬼子，我當年參與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雖然過去了50年，但過去的事一直留在我的頭腦中。今天見到這麼多的受害者，我感到羞愧，無臉面見你們。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南京人民！我向你們謝罪，向南京人民謝罪。”說完，撲通一聲，他跪倒在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面前。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唐順山老人上前把他從地上拉了起來，說：“你知道謝罪就好！過去，你是個小兵，執行上級壞的命令，幹了壞事，今天你能向我們道歉，我原諒你。”
會後，東史郎在簽名時寫道：“我是日本舊軍人，今天來到紀念館參觀，看到南京大屠殺活生生的事實，我從內心裡真誠謝罪。”①
人們常說：人之為人，有些事難以忘記；有些事，不能忘記。痛苦，常常就因為這難以忘記與不能忘記。為了擺脫痛苦，東史郎想到了懺悔與謝罪。
英國考文垂大學“寬恕與和解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和平學學者安德魯·瑞格比教授主張：“在正義的基礎上由衝突各方，尤其是受害者一方能夠在對手承認過錯和罪惡的前提下寬恕對手。要受害者採取這樣一種寬恕態度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夠做到，對一個社會擺脫冤冤相報的怪圈顯然十分有利。”②
安德魯·瑞格比教授還認為：“這樣一種和解的情緒不僅能產生一種和解的氛圍，而且的確有可能真正化解社會的矛盾，癒合一個民族歷史的傷口。”③“在消除我過去怨恨的情緒支配下，人們更願意寬恕的願望與日俱增，並渴望獲得平靜，從被寬恕的人身上發現人性的東西，而這些人曾經是他們憎恨和鄙視的物件。”④
東史郎戰後第一次到中國，在南京，完成了他的謝罪之旅，也使他在人性上獲得了重生。
儘管如此。聽了段月萍女士的講述以後，我對東史郎從感情上講還是很排斥的，畢竟他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鬼子。說幾句好聽的話，做幾個好看的動作，豈能抵消他戰時的罪過？所以，我與他剛見面時，比較冷淡，只是以禮相待，不卑不亢。和接待其他來館參觀的一般日本人，並無兩樣。
和戰後第一次來南京不同的是，此時的東史郎已經作為被告，被起訴至東京地方法院。這一次來南京，他要在現場回憶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時的情景。
記得當時我不僅陪同包括東史郎在內的日本南京事件歷史調查團一行，引導他們詳細地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而且還陪同他們去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