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讓人感到有點意外！南京已有兩個多月未下雨雪了，這雨雪怎麼說下就下了呢？
當時，我剛剛從親戚家吃完飯，想不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這奇怪的天氣，奇怪的雨，奇怪的雪，偏偏沒帶雨傘。好在雨雪不算太大，還能受得了。於是，我加大了步幅和步速。
正在這時，手機忽然響了起來。開啟一看，顯示屏上顯示的是國際號碼，原來是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秘書長山內小夜子小姐從京都打來的國際長途電話。過去，她習慣有事兒發傳真或發“e…mail”聯絡，給我手機打電話，這可是第一回。
一定是有急事。
果然，當我按下綠鍵，話筒裡立即傳來了山內小姐的聲音。她用不流暢的漢語告訴我：“東史郎死了！”
“ 什麼時候？”我急忙問她。
“今天上午11時48分。東史郎太太剛才打電話告訴我的。”山內小姐漢語不太流利，說完後就掛了電話。
儘管我早有思想準備，因為幾天前，我曾接到山內小姐關於東史郎先生病危再次住院情況通報的電子信件，也接到來自神戶的旅日華僑中日友好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先生電話，他們都清楚地告訴我，東史郎先生這次恐怕真的不行了，能熬過新年就是幸事。雖然如此，當噩耗傳來，仍不免為這位“忘年交”的逝去感到傷痛。在悲痛的同時，我與東史郎先生十多年來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立刻浮現在眼前。
第一章：初識東史郎（1）
我和東史郎的第一次相識，是在一個夏天。記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總是很熱的。火爐之城，名不虛傳。
比天氣更熱的，是人們對歷史的記憶。每年8月前後，由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活動所引起的對戰爭與和平、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氣氛，總是很熱很熱。有人說，一個城市對它的歷史記憶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災難的歷史。這話兒富有哲理。
就是在這樣一個天氣熱、人心更熱的氛圍裡，在南京，我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的身份，接待了來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東史郎。
東史郎當時已經83歲，但身體硬朗，大約1米72的身材，短短的頭髮烏黑，兩隻眼睛炯炯有神，說話聲音洪亮，動作敏捷，走路飛快。他上身穿一件藍條子的灰色短襯衣，下身著米黃色長褲，脖子上系一條紅繩，串有一塊橢圓形的白色玉佩，腰帶上彆著一個“傻瓜”照相機。穿著簡潔，打扮利索，一點兒沒有年逾八旬的老態龍鍾形象，倒像個五十多歲的人。東史郎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表和心態都非常年輕。
有人說，一個人對自己年輕時經歷的記憶是很深刻的，特別是刻骨銘心的事。這話聽起來一點兒不假。
東史郎此次是隨著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姬田光一為團長的“南京事件歷史調查團”來到南京的，那是他戰後第二次來到中國。
此前，東史郎曾在1987年12月專程來過南京謝罪。和他一起來南京的，還有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著名歷史學家洞富雄，一橋大學教授藤原彰、吉田裕，宇都宮大學教授笠原十九司等一批對南京大屠殺歷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專家。
我曾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原副館長段月萍女士敘述中，詳細得知東史郎那次來南京的情況。
那年正值南京大屠殺三十多萬同胞遇難50週年，東史郎時年76歲。他要在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祭日這天來南京謝罪，的確需要勇氣。
據說那是他在戰後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雖然鼓足了勇氣，但到了上海以後，他還是不敢來南京，擔心南京人會用磚頭砸他這個東洋鬼子的頭，希望南京有人去上海陪他一起來南京。
當時，段月萍女士受南京有關方面的委派，去上海接東史郎來南京。
12月13日早上，東史郎情緒低落，趴在餐桌上，緊張得吃不下早飯。問他為什麼不吃早飯？他說：“50年前的今天，此時此刻，我所在的日軍部隊正由中山門入城，對南京進行‘掃蕩（屠殺）’。一想到那時的情景，我心裡很難過，實在對不起南京人民。”
在上海通向南京的火車上，東史郎一言不發，兩眼緊盯著窗外沉思，神情緊張，內心恐慌極了。他說：“這是我戰後第一次到中國來，當年我做了許多對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車越接近南京，我內心越是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這個東洋鬼子。”
東史郎正是帶著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