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稱號。其實，他們是新下鄉運動的參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後一批接受了比較完整的中學教育的學生。照毛的說法，那是“修正主義”教育，儘管如此，比起隨後的12年，這種教育達到的水平還是相當高的。這些“老三屆”們在農村有時跟與他們同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相聚，他們的遭遇相似，多年間在一起同甘苦共命運。以毛的觀點來看，大學生比初高中學生還“臭”，因為他們唸的書多。不過，通常不把他們列入“老三屆”。有關知青的統計數字一般不包括他們。事實上，他們的身份是不太一樣。儘管毛再不願意將他們直接分配到幹部的職位上去，但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國家發給的固定工資。特別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們有更多機會在幾年之後被調往城鎮的工作崗位而成為幹部。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個不太為人熟悉的稱號：“老五屆”，因為他們是最後一批在1965年進入大學的，而在1966…1970年間被宣佈“畢業了”＇ 他們的學習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於文化革命期間停了課，所以推遲了畢業。雖然他們的命運沒有“老三屆”那麼悲慘，不過他們一般也都經歷過混亂時期，走過曲折困難的道路。見觀滄海（主編），《“老五屆” 三十年風雲錄》。＇。在這個時期之前，除了個別情況＇ 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180名文科大學生自願要求調到北京郊區，目的是為了實現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農村幹部搞宣傳工作，並擔任他們的副手；見《人民日報》，1965年8月15日，第二版，及1965年12月20 日，第二版。＇，大學生是可以避免下鄉的；文化革命後，“工農兵大學”出來的大學生並沒有大批下鄉。“老五屆”沒有構成像“老三屆”那麼顯著的社會群體，不只是因為他們的運道稍微好一點兒，而且在人數上，他們幾乎少了10倍，總共有55萬名，而“老三屆”應該有500到600萬之多＇ 觀滄海提出有100萬“老五屆”（前引，頁4），但官方統計沒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數字；見《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頁963、966、969。估計“老三屆”的人數就更難了，因為教育部的統計沒有列出一個主要的資料：中學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鎮戶口的。由於這個原因，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專家們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有些認為有400萬，城鎮學生佔40％，這似乎有點兒太武斷（顧洪章等，《始末》，頁96、112），另一些說有500到600萬，還有些說超過600萬（史衛民等，《知青書信選編》，頁3）。1985年一個官方資料來源稱有640萬（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頁XI）＇。見於1967…1969年間的知青下鄉數字，我們很難同意只有400萬這個數目。很可能是在500萬和600萬之間。雖然“老三屆”已成了一個專門術語，是一個集體的概念，但這三屆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鄉的機會以及形式一屆跟一屆都不同，地區之間也有差異。1969那一屆得到的待遇也是與眾不同的。每屆之間下鄉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當時政治形勢演變得太快，以及事實上分配安置是分屆決定的。不同地區的差別也很大，那是由於國家沒有統一的計劃，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現了下述的情形 在北京1967…1969年間，有25萬知青下鄉。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屆畢業生的安置工作比前兩屆都要晚，他們進工廠或者參軍的比例比較高＇ 10月底，調動的7萬2千名城鎮知青中，2萬3千人進了工廠，1萬人入了伍；見《北京勞動大事記》，頁180。＇。後來，周恩來知道了，對此有所批評，結果69屆畢業生幾乎100％全部下了鄉＇ 劉小萌，前引，頁167。＇。
在上海，1967年沒有人下鄉，可是1968…1969年間的浪潮來得更洶湧，大約66萬5千名知青被送到鄉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屆”留城進了工廠，根據不同的屆別，當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樣。跟北京相反，66屆及67屆畢業生進工廠的比例最高，但68屆下鄉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據不同年份，下鄉地點也很不同。66屆及67屆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區，而68屆則去了外省＇ 金大陸，《世運與命運》，頁22…31。1995年底到1996年初金在上海進行了一次饒有意義的案例調查。可惜，由於某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