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文章讚揚他們取得的經驗。此後，“五七幹校”就在全國遍地開花。數十萬幹部及知識分子被送去“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有些帶同子女下幹校，如果這些孩子16歲了，或者等他們到了那個年齡，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在1965年6月26日發出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醫務人員立即響應這一偉大號召，成千上萬地出發到下鄉去。此外，無業遊民、家庭婦女、有政治汙點的人，還有社會青年都被大批送到農村去。但是，被捲入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 1968年有60萬城鎮居民下了鄉，再加上近200萬下鄉知識青年；見顧洪章等，《大事記》，頁83。＇。
毛12月22日的指示不僅針對他們，也針對他們的父母以及接待他們的農民。從該指示發表那天起，負責幹部就放棄了說服工作。根據林彪的邏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麼一來，當局採取強制手段就順理成章了。另外，那些當時未離開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熱情，當局認為必須施行強制手段。學校、街道委員會以及父母的工作單位，三者聯合起來，使這些青年無法進行消極抵制。而那些仍在猶豫的或者繼續抗拒的，就隨時被來做思想工作的積極分子騷擾，有的時候，還帶些小孩兒來大聲唱最新的語錄歌。假使這還達不到目的，就會到單位去揭發，單位就工資、糧票一塊兒扣。反正，任何伎倆都是為了製造出轟轟烈烈的聲勢表示對這項政策的全力支援。到處都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歡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歡送下鄉的知青。不時會看到某些古怪現象：被迫前來的歡送者的人數與被歡送者的人數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員會動員了120萬人來夾道歡送120位知青下鄉＇ 劉小萌，前引，頁168。＇。
雖然一般都有些誇大事實（或者把下鄉的各階層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間公佈的下鄉數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個前所未有過的有組織的移民潮。它並不像以往那樣僅僅跟大中城市有關係，現在是連最小的鎮都涉及到了。拉薩那麼一個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數民族的子女、華僑子女，甚至外國專家的子女，都不能倖免。農村地區，過去有人對大批接待城鎮青年持保留態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異議了。新聞報道了一些動人的事例：農民盡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剛蓋好的準備結婚用的新房讓出來給他們住＇ 同上，頁162…170。＇。
從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鄉熱潮風起雲湧、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幾次遠距離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計劃送62。1萬知識青年到邊遠省份下鄉。當時最大的困難是交通運輸問題。東北鐵路線受到的影響尤其大，因為必須把26萬及5。5萬青年分別送到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說在5個月內每天要開出兩班專列＇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84。＇。瀋陽軍區（統管整個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司令員陳錫聯調動所有資源保證完成任務。多虧了他和領導該省的毛遠新（毛的侄子），遼寧成了下鄉運動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這個省就動員了30萬人下鄉。江西省則別出心裁，讓下放幹部帶著知青及城鎮居民插隊落戶，樹立了另一種榜樣。該省在短時間內就遣送了10萬多青年下鄉＇ 劉小萌，前引，頁167。＇。
下鄉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絕大多數“老三屆”畢業生的安置工作完成。嚴格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也結束了，因為九大的任務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偉大領袖的領導班子。5月，《人民日報》欣喜地宣稱：在中國的每個公社和每個農場都有知識分子在進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屆畢業生下鄉的動員工作大張旗鼓地展開了。1968年，有一部分學生還能受益於“四個面向”的政策，倖免下鄉的厄運，可是1969年畢業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時，很多地方的辦事原則是“一片紅”政策，就是說除了少數應徵入伍的可享有特權，其餘的畢業生全部都無例外地必須下鄉。“四個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屆畢業生時，才又再奏效＇ 多次訪談記錄。《上海經濟1949…1982》，頁87。＇。
正像我們下面談到的，“老三屆”＇ “老三屆”有時也稱作“老六屆”，因為初中、高中各有三屆學生，見《青年一代》，1984年6月，頁36。＇畢業生過去現在都有強烈的歸屬感。知青中只有他們享有一個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