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 是共青團老書記胡耀邦負責去跟《中國青年報》的負責人談話，提醒他們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說出來的，要求他們不要再幫倒忙；見顧洪章等，《始末》，頁165。＇。作為會議初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見的，然而，它卻與最高負責人從年初起就審慎制定的戰略方案大唱反調＇ 關於領導人之間的內部爭論，在中央檔案解密之前，我們只能相信那些能夠接觸到內部資料的人士；尤見顧洪章等，《始末》，頁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領導人都意識到下鄉運動的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滿情緒，而從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援也無助於根本上解決問題。當時政府機關裡相傳一句新流行語：“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 李先念承認是他先講出“四不滿意”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顧洪章等，《始末》，頁158。＇。早在1978年3月，鄧小平就說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增加城市就業機會，後來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該次會議是專為討論呈交給全國知青會議的彙報提綱而召開的。似乎從那年夏季以後，連華國鋒都同意這個觀點了＇ 同上，頁151…152。＇。這種變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來：從4月30日起，知青辦公室不再由農林部代管，改由國家勞動總局領導。知青辦主任為許世平，他後來被任命為國家勞動總局副總局長。8月5日，國務院重新調整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陳永貴仍然是組長，國家勞動總局局長康永和任第一副組長＇ 同上，頁248。＇。雖然他們指望增加就業機會，但領導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鄉運動，然後讓仍在農村的800多萬知青大批返城，這一定會給城市帶來嚴峻的問題，造成工作職位與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那是很危險的。他們多次列舉2000萬這個數字，那是城鎮工業上多餘的勞動力＇ 紀登奎解釋說，這個估計是按中國技術發展的水平計算的，若按發展國家的標準計算，可能多一倍；見顧洪章等，《始末》，頁 160。＇。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補充說，這就意味著每年需要給城市多供應100億斤商品糧＇ 同上，頁155。＇。因此，最高領導人，聯同領導小組與知青辦，就決定逐步進行，縮小下鄉範圍，首先只讓困難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國營農場知青則不得回城，他們算是國家職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農場的知青是國家職工，這一點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紀要中確定下來；見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52。＇。
要讓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繼續留在農村以及在“若干年”內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鄉，那就必須進行改善工作，會議將會提供細節。負責人們當然知道，這份“理性”的但又無法保證何時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是不會滿足知青的要求的。不過，重要的是不能承認下鄉運動是一項錯誤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從而讓他們以為他們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確的。所以就決定，一方面對過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貢獻作一個正面的積極評價（承認某些問題是四人幫干擾造成的），另一方面，繼續加強宣傳工作鼓勵青年下鄉。副總理紀登奎＇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建構裡，總是有一個總理和好幾個副總理。當時，華國鋒是總理，另外有13個副總理，鄧小平是其中之一。＇這樣描述主要領導人的戰略方針：“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顧洪章等，《始末》，頁154。＇。私下裡，這些高階領導人毫不猶豫地狠批毛派下鄉運動的構思，全部歸結為四人幫的毒害。副總理李先念就宣稱：
“那種認為只有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歷來不同意＇ 可惜他從來都沒有敢跟毛說 ＇。＇ ＇如果說只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那我們的黨就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而是貧下中農先鋒隊的黨。 四人幫 認為要消滅城鄉差別，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後把農民招進城。不從發展經濟著眼，城鄉差別怎麼縮小？”
另一位副總理康世恩分析實用主義者的邏輯與毛派分子的邏輯不同在何處：
“知識青年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就業問題。＇ ＇過去上山下鄉的做法不等於就業，下去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屬於教育範圍，不是從就業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補補不解決根本問題。三兩年回來了。農村也不缺勞動力。要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