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當面對王書記把事情說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辦公室找到了王欣書記，正好總場林如春書記和餘生副書記也在場。一進門，我心平氣和地說：“……王書記，我是你的下級，我有缺點錯誤請你當面批評，我不是個目無領導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職工大會上說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識一下……。”
我話沒說完，他就以彷彿要壓倒一切的氣勢吼了起來：“還用得著解識嗎？我說了你搞陰謀詭計，說了你挑撥領導關係……一張發票在我這裡沒有簽字，你就找孫副主任簽字報銷，這不是搞陰謀詭計是什麼？不是挑撥領導關係是什麼，我說錯了嗎！”王欣書記把那天在大會上說的話又當著兩位書記的面重復了一遍。那架勢簡直就是在總場領導面前對一個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個沒什麼撿拾的人，有時候連衣服鞋子也會找不到下落。所幸這一次那張發票沒有被我弄丟，來分場辦公室之前，在抽屜裡找到了，現正捏在手裡。要不然，我無憑無據，而他永遠處在居高臨下的有利位置，怎麼說怎麼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輕，就是有十張嘴也說不清，即便是說清了也無人信。但是現在，我手裡攥著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費口舌，只要把它亮出來，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氣焰。
面對王欣的張狂，我無法保持冷靜。他的宣判一停，我攥著那張發票的手顫抖著往桌上一拍，通的一聲，手指鬆開，一張皺皺巴巴的紙條隨著巴掌扇起的一陣風飄拂了幾下，就穩穩當當地橫躺在桌上。我以同樣響亮的聲音吼道：“你睜開眼看看，這是什麼？”總場兩位書記見我發了火，餘生書記勸我冷靜一點，如春書記拿起發票看，說：“這就是那張發票嗎？老王你看看，怎麼搞的嘛……”王欣接過發票瞟了一眼，臉色驟變，目光閃躲。他顯然沒有料到，事隔一個多月，金成這傢伙還會保留著這麼一張薄薄的小紙片。
他啞口無言地愣在那裡。而我卻還有一些話必須當著總場領導的面作一點表白。我說：“我們幾個當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隨便問誰一聲，既不費力又不費時，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瞭解二不調查，卻乘我不在，突然在群眾大會上對我破口大罵，你就不怕口臭牙磣？今天幸虧這張發票還在，否則，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橫批豎斥，哪有我申辯的餘地！我金成人窮志不窮，一張幾元錢的發票還賠得起。只是賠了錢還受冤，你王書記的良心就過得去嗎？”
我說這番話，兩位總場領導並不打斷。餘生書記不時地睨一眼呆若木雞的王欣，嘴角露出一絲強忍猶露的笑。如春書記聽著我的慷慨陳詞，有時微微點頭，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認可。當然他們不可能當著我的面批評王欣，也不可能當著王欣的面明確表示對我的支援。我能理解，他們要從全域性出發，照顧王欣作為一級領導的威信。然而，兩位領導還是給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別是林如春書記最後說的幾句話，既為我消氣，又幫王欣下臺。我的話剛停，只見他習慣性地乾咳兩聲，露出滿臉笑容，儼然象一個和事佬似地說：“金成，算了囉，你是個知識分子，寫劇本的人，宰相肚裡能撐船。老王，你把金成這張發票簽字報了算了，人家也是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筆，在發票上籤了“同意報銷”四個字，然後寫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絕，說一聲我金成再窮也不會希罕這幾元錢。但轉念一想，有兩位書記的現場磨合，該說的也基本上都說了，又何必得理不饒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線，日後好見面。再說人家是書記，我惹得起嗎？於是拿了發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幫的運動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幫在各地的線上人物也緊鑼密鼓。接著就輪到我們這些人“說清楚”了。先是學習有關檔案進行宣傳動員。我們的王書記在動員大會上甚至用上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政策警句。還號召群眾要大膽檢舉揭發，打一場路線鬥爭的人民戰爭，讓階級敵人無處藏身。
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和過去一樣，我第一個站起來，說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因為沒有人檢舉新問題，也無人發表其他意見，王欣書記也說不出什麼，我的“說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場獲得透過。
但是，文革期間，我一直在二分場，我的主要活動自然也在那裡。我料想，早晚還得回那裡去“說清楚”。果然沒過幾天，二分場就通知我回去參加“說清楚”大會。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飯，步行了六七里，亮燈時分到了二分場。
二分場與果園場原是同一分場，現在雖然分了家，但果園場的許多職工仍住在二分場